張生／有些時代，文學不能只談藝術性，有些比詩更高的利益

「有些時代，文學不能只談藝術性，

有些比詩更高的利益。」

這次新冠的到來，除了成為巴迪歐所說的每個社會系統的試金石外，也終於有機會得以重新審視文學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因為，很久以前，文學就已經逐漸從人們的精神生活中淡出，開始成為人們的娛樂生活的不可或缺與用之不竭的笑料，而不再被人們嚴肅的對待，甚至包括作家自己，也不再把文學當成文學。當然，充當生活世界的笑料，本來也是文學的作用之一。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文學或者文學所有的作用都變成笑料，那也未免太小瞧「文學何以成為文學」的理由了。

之前，有人將文學從人們的精神生活中退出稱為文學的「邊緣化」。而文學的「邊緣化」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作為「大他者」的象徵界的無處不在，現實生活的擠壓，網路技術的侵入，還有商業的腐蝕等，這些原因每一項都是真實存在的，但同時也都無法構成文學離開人們的精神生活的真正的理由。因為文學從人們精神生活中退場，實際上是作家從人們精神生活中退場。對於作家來說，選擇退出人們的精神生活當然是個人的事情，也沒有人對此可以苛責。

但是，如果僅僅是出於對於生活或者對於真理的某種恐懼，而從精神世界退出，那麼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多少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因為沒有誰可以抓住你的手不讓你揮起手裏的筆或者敲擊電腦的鍵盤，更沒有人可以像控制電腦程式一樣控制你的思想。儘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恐懼很像人們對於新冠病毒的那種「氣溶膠」似的恐懼，它似乎懸掛在看不見的空氣中，隨時可以到來，隨時可以「具身化」，讓人真切的感受到這種恐懼並非虛擬，也並非空穴來風。但不就是因為有了這些恐懼，才使得文學本身具有了價值？也因此才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可以依靠和鼓勵的存在嗎？難道文學不就是幫助人們戰勝這種恐懼而獲得其意義嗎？

1855年，屠格涅夫在致朋友的信中說，「有些時代，文學不能只談藝術性，有些比詩更高的利益。」（見《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 ，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318頁）在中國，這段話還有另外一個翻譯：「所有的時代都一樣，文學不可能僅僅是藝術，同時存在著比藝術的要求更崇高的利益。」（見《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張金長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7頁）我要說，雖然我不懂俄語，可這兩種翻譯我都很喜歡。

1907年，還是個文學青年的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飽含深情和絕望的寫到：「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這段話，在中國的今天，或者在某一個時刻，仍有意義。

新冠至今，在國內也好，國外也好，有很多普通的人和作家們，在新冠所帶來的真實的恐懼中揮筆寫作，勇敢的戰勝自己的軟弱，記載下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他們的寫作似乎不像人們所習慣的長期以來在日常生活中充當笑料的「文學」，但是卻因此讓人們看到了本已經在生活世界中「不可見」的那種真正的文學突然「可見」，突然「綻出」，讓人似乎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重新「回憶」起了那些存在於天上和前世的真善美的「理式」，再次變得「癡迷」起來，同時也迸發出了對文學的熱情。

有時，那些不像文學的東西倒是真的文學，是屬於人們精神生活世界的養料，那些很像文學的東西，倒不是真的文學，最多只是用於粉飾生活的笑料，或者乾脆點說，是假的文學。（張生：同濟大學）

2020年3月28日隨於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