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盧子夜／孟晚舟案：中國期待的三駕馬車已出現？

幾乎在不久前，因孟晚舟案導致的加中兩國外交危機，加拿大輿論強烈要求迅速指派新的大使前往中國時，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孟案牽涉面過大過深，已非一個大使能解決問題。但是，當近日總理特魯杜任命鮑達明（Dominic Barton）為新的駐中國大使，各界最初的反應以及若干事態跡象，卻讓人突然之間看到加中關係出現止血解涷的曙光。

最重要的一個事態發展是，特魯杜剛任命鮑達明為駐華大使，第二天中國便宣佈已接受加拿大新大使的提名，同時，又宣佈中國也任命了新的駐加拿大的大使叢培武。這種速度之快和反應迅速，其所折射出的默契配合程度，至少在加中兩個外交史上實屬罕見。這印證了前一個時期特魯杜對外宣稱將注重於同中國進行非公開談判已經收到效果，也印證了上個月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曼谷有所秘密交涉取得了實質成果。儘管此後又發生了特魯杜對中國扣押兩名加拿大人的批評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反駁，但所使用語言和程度未超過半年多來的制式慣例和發言口徑。可以預料，只要孟晚舟沒有離開加拿大，這種制式反應和例行表態不會停止。這裡有兩個國家各自的國情所限，不必大驚小怪。

值得注意的是在例行口水戰中所包裹的信息。幾乎在中國外交部反駁特魯杜的同時，在中加問題上一直持強硬立場的官媒《環球時報》，發表了北京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淩勝利的文章，題目雖然也是制式的「改善對華關係，加方須有誠意」，但罕見地正面肯定特魯杜的善意，說「儘管特魯杜批評中國，但其同時強調不希望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並讚揚北京快速接受鮑達民大使的任命。這實際反映了加拿大政府想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同時，文章承認「對於加拿大政府的複雜對華態度我們也需要有清醒認識。加拿大畢竟是一個選舉政治的國家，在大選臨近的時刻，對於特魯杜而言，無疑是內政優先於外交。……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加拿大國內輿論的複雜性。前有麥家廉大使『因言獲罪』，近期又有消息稱另一個前任駐華大使馬大維因與政府言論不一致，而被加拿大總理辦公室和外交部門勸說。這實際上折射出加拿大當前很難在對華政策上有一致的聲音」。

從去年十二月至現在的九個多月裡，這是難得一見的「將心比心」的觀察。加中兩國同時從互相指責走向面對現實，從分歧中尋找共識，以求徹底解決因孟案引發的外交危機。說這是一個轉折點，應該不為過，接下來有可能發生的事將會印證這一點。

這個轉折點其實早在數月前已開始悄然顯出痕跡，節點就是特魯杜涉嫌向前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在著名建築公司SNC-Lavalin案中施加影響。在經過半年多來一系列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激烈反應和報復措施後，中國已經體認到，在加拿大的國情之下，孟晚舟案已經不可能單純依靠外交途徑加以解決。中國有辦法在最高層拍板和動員之下，傾舉國之力營救一個私營企業的財務主管，但是，在加拿大即使像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也處在權力的層層制約中，在孟晚舟一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後，在掌控和支配整個事件中的資源已少得可憐。為了報復加拿大拘留孟晚舟，中國已經扣押了兩名加拿大公民，並且在芥花籽、豬肉和其它農產品進口上採取嚴厲的變相抵制，但加拿大無法因此而釋放孟晚舟。堂堂一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連向自己的內閣部長要求撤消對一個公司的起訴，竟然也要面對朝野的聲討，無疑讓北京高層感受到，中國固然是一個「複雜」的國家，但他們也必須面對一個比中國更加「複雜」的加拿大。而王州迪在SNC-Lavalin案中強烈對抗特魯杜干預而引起的巨大政治風波，更是絕對向中國上了一堂震撼課。加拿大輿論把此案同孟晚舟案加以連接，直斥特魯杜涉嫌「雙重標準」，中國媒體一方面借此嘲諷特魯杜司法獨立的「虛假」性，但隨後馬上發現，加拿大的司法獨立沒有因此而「免開尊口」，反而朝野以更加嚴格的標準檢視當局在維護司法獨立方面的一言一行。即使原先特魯杜政府有意通過行政手段對司法進行「準」干預，王州迪案後也不敢再輕啟隨動了。事實上，王州迪案的爆發，孟晚舟案進入司法程序，中國已經對批判加拿大司法獨立的「雙重標準」噤若寒蟬了，尤其在加拿大聯邦大選即將舉行之際，中國不再對加拿大以行政手段迅速釋放孟晚舟抱有任何期望。官方和媒體除了偶爾進行例行的制式表態外，已經把目光盯在孟案審判的動態，焦聚明年一月庭審的結局。

孟晚舟案如何得到解決，將是未來加中關係得以從危機轉向正常的關鍵所在。繼續再採取類似互相報復的方法顯然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這種對抗式的報復會造成長時間的後遺症。因此，從中國最近對加拿大新大使提名後的迅速和正面的回應中，人們不難發現中國對加拿大政策，包括應對孟晚舟案的策略，應該已經有所調整，從而更具耐心，更具理性，並且更具針對性，即，圍繞從孟晚舟一案中已經較為熟悉的加拿大國情和政治模式，制定有一定遠瞻和全方位的策略，從中國慣用的語言，就是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孟晚舟一案之所以形成加中兩國難以開解的糾結，主要是三個方面原因。一是案件本身的複雜和難度，既有加拿大和美國的引渡合作條約，也有此案已經構成包括中美貿易戰的一部分，以及美國司法機構對華為起訴的龐大訴訟行為等等。二是雙方因外交渠道的中斷而導致的信息誤判或誤讀的後果。三是迄今為止雙方具體運作人員在技術層面的能力無法施展所致。這三個方面的原因，除第一個因太過複雜需要時間和機會外，其它兩個都是可以經過各自的主動和努力而減少不必要的「戰鬥損耗」。加中兩國互派大使是走出第一步，尤其加拿大任命鮑達明為駐華大使，似乎是更甚漂亮的一筆。

基本上，以加拿大幾個主要政黨的歷史看，特魯杜代表的聯邦自由黨，是相對其它政黨對中國更友好的。中國已非常清楚，在十月底本屆聯邦大選之前，孟晚舟一案幾乎是不可能解決。大選之後，假如其它政黨上台，例如聯邦保守黨，不會比自由黨朝更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假如大選之後仍然聯耶自由黨在台上，那麼，即使僅僅圍繞孟晚舟案，中國仍然要同自由黨對話。在此時此刻調整策略，開始與自由黨的特魯杜政府通過互派大使營造良性互動氣氛，不僅在客觀上能為自由黨大選中加分，也為未來繼續順勢解決孟案而留下伏筆。上個月，前加拿大外交部長麥家廉放風給中國，說如果自由黨下台而保守黨上台，在孟晚舟一案上中國將更處於不利地位。此言立即遭到朝野的抨擊，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對這話是聽進耳裡和心裡去了。人們無從得知中國是否從中因此調整政策，但是，中國終於選擇寧願同自由黨打交道，很難不相信是經過了相當的觀察和權衡的。

按理，我們已經說過，一個大使解決不了全部問題。但是，大使卻是很關鍵的一環。而新任駐中國大使鮑達明恰恰具有舉足輕重的一環。這就是本文準備有所討論的。因為，人們注意到，加拿大外長方慧蘭曾透露，上個月當她在曼谷同中國外長王毅會談時，中國曾表達希望有一個像加拿大駐美國大使大衛•麥克諾頓 （David MacNaughton）那樣的人物出使中國。因此，當加拿大宣佈由鮑達明出任駐華大使時，中國迅速表示接受，證明在中國心目中鮑達明正是他們期待的願意打交道和對話的一種人。理由很簡單，兩人相同之處都是以經商和談判為長，而且能「直通」特魯杜。中國近年以來頻頻以經濟和貿易作為外交上的報復手段，這是他們的品牌「貨」，顯然，在這種性質的交易中，他們期待對方大使是能聽懂自己語言的人，或者說，是能「識」自己「貨」的人。這可能就是中國迅速表態接受鮑達明的關鍵所在。

不談大的政治生態或法律、倫理和價值原則，僅就孟晚舟一案的技術操作層面來說，對加拿大來說實際牽涉三個主要運作系統，一是政府中樞系統；二是司法系統；三是外交系統。這三大系統所涵納的主要操作或運作人員，將決定孟晚舟一案的走向。如果將這三大系統稱為三駕馬車的話，那麼，中國顯然有自己期待的東西。在大選最終形勢不定之下，中國已經無疑寧願同熟識對手的自由黨特魯杜政府打交道，以避免輪換的政黨如保守黨的不確定性或磨合所需要的時間，這個不同多說了。至於司法方面，倔強的王州迪先讓特魯杜踢了鐵板然後掛冠而去，中國看在眼裡絕對是瞠目結舌。接任的司法部長大衛•拉梅蒂（David T. Lametti），他不但是特魯杜的麥吉爾大學的校友，而且是從政中的親密朋友，應該可以估計到，中國理應判斷，王州迪的戲劇性事件不太可能同樣發生在拉梅蒂的任內。特魯杜經王州迪一案後，已不太可能冒天下下之大不違而干預孟晚舟一案，但重要的是，作為特魯杜的校友和朋友，從理念和默契程度上，拉梅蒂在自己的權責內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獨立又能同特魯杜保持一致。這個道理太簡單了，大家都懂得的。

因此，三駕馬車中的行政和司法這兩大塊，至少從目前的狀態和所能及的範圍，不會離中國期待的太遠，剩下的就是外交這一塊了。應該說，在鮑達明任命之前，這三駕馬車中，最處於衝突前沿並經常成為犧牲品的，恰恰就是外交這一駕。當中國以扣留兩名加拿大人，抵制芥花籽和豬肉進口等，作為外交部長的方慧蘭是束手無策的，她奔走美國和歐洲盟國，只是加劇了雙方對峙狀態。中國無法得到孟晚舟，加拿大無法得到兩個Mchael（外交人員Mchael Kovrig和商人Mchael Spavor），中加兩國都很痛苦。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外交部長方慧蘭以前是新聞職業，長期重視和關注人權問題，而且具有一定的堅強個人性格，這一方面有助於維持加拿大一以貫之的價值和理念，但同時也面臨在應對諸如經濟報復中如何進行平衡的挑戰。這種性格在同美國或西歐等同質體國家之間打交道乃至談判，都可得心應手，但在同中國這種異質體的強國打交道時，就會略感陌生，尤其在她任內與中國的打交道事並不多，磨合也少，原先熟悉中國行事規則的大使麥家廉又意外落馬，溝通渠道中斷，因此，她在整個外交佈局尤其在加中關係中亟需資源的填補空白，具體說，就是要物色一個讓中國認為能「聽懂」他們話的人。現在看來，鮑達明正是這樣的人選，可以說，一個昔日商業公司的管理者，恰恰成了加拿大外交一個各方期待的棋子，簡直是意想不到的「柳暗花明」了。

媒體普遍認為，鮑達明擁有的談判能力很強，例如《紐約時報》就曾報道鮑達明2015年擔任麥肯錫諮詢公司（McKinsey＆Co）全球管理合夥人時，該公司曾簽約的一個客戶曾在南中國海興建島嶼，而這是中國在該地區聲稱唯一擁有主權的行動之一。此外，鮑達明曾是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還是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理事，這些機構經常支持擴展與中國的貿易。2016年鮑達明接受加通社訪問時，曾極力倡導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吸引更多中國留學生來加等。鮑達明的這些經歷，引起媒體和輿論質疑他有可能「利益衝突」，包括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原則兩者之間選擇的陷阱，但這是加拿大自己的事，對中國當局來說，他們有自己感興趣的重點，即：鮑達明的這些經歷，顯然讓中國感到鮑達明也許就是一個能「聽懂」中國行事方法語言的人。中國從孟晚舟案發後採取的一系列報復措施，既對加拿大造成困難，也對中國本身造成損失。這種遊戲並不好玩，只是一種痛苦的語言表達，也許中國認為，以前加拿大能聽懂這種語言的人並不多，但鮑達明可能會聽懂。

拋開意識形態言說，人文學者一直以為，中國是一個高語境國度，加拿大和美國等西方則是一個低語境環境，這種語境的差異也許就是文化和政治衝突的一個原因。語境的差異有時恰恰就是外交障礙的重要原因。加拿大和中國的外交困境，有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和原則性的原因，例如，社會制度的不同，價值觀的不同，政治行為和表述方法的不同，以及全球地域政治中各自屬性的不同，等等。這些差異在孟晚舟案爆發後讓大家都感同身受，顯然在短時期內無法達到一致的共識。但是，相對於更具技術性的和專業性的外交事務來說，克服語境的差異恰恰就是減少誤判和衝突的一個重要技能。外交官包括駐在不同國度的大使，實際上主要任務就是跨過語境的差異而讓自己聽懂對方的語言，以及讓對方聽懂自己的語言，最終就是在「誰說服誰」上分出勝負。

「誰說服誰？」可能是大家期待的好戲。據報道，當中國一接受鮑達明的任命時，曾擔任墨西哥駐中國大使6年的瓜哈爾多（Jorge Guajardo）預計，中國領導人會「說服」鮑達明採取實用主義，他說：「我希望他（鮑達明）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提醒他們（中國官員）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堅守的價值觀」。因此，圍繞兩國新一任互駐對方大使的上任，兩國如何「說服」對方大使，而大使如何「說服」對方國家，加中之間會展開一場非常有意思的較量。

「誰說服誰？」相對來說，加拿大在這方面迴旋餘地不大，而中國似乎會顯現出更大的前瞻信心。因為，同中國任命的叢培武不同，鮑達明在加拿大的政府中樞有著極好的人脈關係，來自中國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直接到達特魯杜總理。而特魯杜又恰恰比較信賴作為「密友型」大使，例如，當加拿大面臨對美決策時，他往往會繞過外長方慧蘭而直接聽取加拿大駐美國大使的意見。在中國的鮑達明同樣也可能成為這樣一個角色。可以設定，一旦中國「說服」了鮑達明，實質上就是直接通達了加拿大政府中樞，基本上是一步到位走完外交程序。外長方慧蘭不會成為障礙，她和特魯杜共同挑選鮑達明，本來就是自己作為解決與中國矛盾的一步棋。大家都在這盤棋中。

政府和外交兩塊，三駕馬車解決兩個，剩下的就是司法這一塊。司法這一塊，從加拿大來說，無非是兩個方面的評估，一個法律規範內的，第二是道義和價值方面的。前者具有條文的約束，技術上有明確的檢驗標準。假如法官採納孟案辯護律師團隊的意見，判決整個逮捕過程存在「程序違法」，那麼當庭釋放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檢方不是馬上提出上訴，孟晚舟可立即走人飛回中國。這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這是中國期待的完美「風暴」，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廂情願的期待。拖延一年之久的孟晚舟案不可能因為鮑達明的到任而一夕解決，而且孟案實際上極其複雜，既有國內朝野制約和媒體監督，同時又受制於加美兩國外交大局。只是，就鮑達明任命來說，關鍵是起碼有了一個中國認為值得能夠交道的對手。

假如孟晚舟被判有罪，球被踢到司法部長手裡，部長從法理上講有權力不執行遞解，立即放人。那麼，加拿大司法部長將會面臨空前壓力和質疑，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在野黨的抨擊，甚至國會本黨內部的不同聲音，而媒體的評判將是更加空前的。特魯杜政府、外交部長、司法部長，就需面對這種空前的壓力，能否堅持既定決策，快刀斬亂麻，將檢驗整個政府運作系統的定力、目標設定和效率。理論上這三駕馬車之間應該無雜音，畢竟從兩個加拿大人被抓，再有芥花籽到豬肉等，大家看到了事情的殘酷性。這種殘酷性，將是加拿大因孟案處理同美國關係中的重要的參考依據。

假如到明年一月自由黨已下台，對華更強硬的保守黨在上台，他們面對的整個加中外交困境仍然是相同的，鮑達明仍然應該是他們的最佳人選，除非保守黨決定採取「破罐破摔」。但是，面對中國已經進行的或者甚至有可能進一步的報復，他們不可能不考事情的更加殘酷性。畢竟，如何過日子，是執政黨的首要考慮的。孟晚舟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加拿大已經仁至義儘了，從情理上加拿大也應該維護自己的利益了。大選已經結束，假如因為孟晚舟案而招致的政治風潮，到下次選舉也有四年之長，慢慢消化就是了。

無論孟晚舟案最終結局如何，鮑達明只要完成了「說服」任務，就是儘到了外交官的本職，他不應承受更多的責任。既使孟晚舟最終被送到美國，但加中兩國「日子還是要過的」，鮑達明仍然是處理善後的最佳人選，除非孟晚舟案因其它意外砸在鮑達明他手裡（這並非沒有可能，畢竟他不是外交專業出身）。當然，由於孟晚舟案涉及中美關係，而特朗普的個人性格又使事件隨時會出現戲劇性的事件，所以，一切有可能的預言都為之過早。但從目前來看，鮑達明出使中國只能為兩國加分而不會減分，這是大半年來一連串壞消息中開始出現的好消息，我們可以為此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