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北愛爾蘭鄉親遺忘的「中國赫德」
在2018年10月26日出版的《華報》的特別策劃「把斷裂的紐帶連接起來」中，講述海外華人從尋根之旅到心靈之旅，裡面提到蘇阿冠和曹小莉夫婦在尋找先輩從中國到圭亞那作甘蔗工中，其中一個英國家族的三代女性與英國人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的來往，是這個故事重要的一條線索。
關於羅伯特•赫德爵士的情況，《華報》只是作了簡單介紹，主要是他作為一個中英兩國近代史關係上的一個重要人物，1854年來到中國，1861年起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1911年死於英國白金漢郡，清廷追授其為太子太保。
就在《華報》這篇文章刊出二十天後，11月14 日英國BBC刊出了一篇專稿，正是關於羅伯特•赫德的，但題目赫然是：「赫德，字鷺賓—幾乎被北愛爾蘭鄉親遺忘的晚清海關重臣」。這個題目非常有中國文化味，把中國古人姓名的「字」作為標題內容，似乎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可以說對赫德的「中國性」特別強調。而且，BBC為了介紹赫德的生平，使用了中國文獻對赫德的記載，這就是由趙爾巽主持，民國時北洋政府清史館所編的《清史稿》的記載：
「赫德，字鷺賓，英國倍爾發司人。咸豐四年，來中國，充寧波領事署翻譯官，調廣州。又充香港督署書記官。九年，改任粵海關副稅務司。十一年，總稅務司李泰國奉令購戰艦，以赫德權代之，赴長江新開各口岸置新關。同治二年，李泰國去職，赫德實授，徙駐上海。三年，置台灣南北新關。還駐京，加按察使銜。八年，晉布政使銜，赴緣海各地度置鐙樓塔表。光緒二年，佐定炮台條約。十年，赴金陵與法使議越南案。會巡船置鐙樓台灣洋，為法虜，乃遣駐英稅務司金登幹赴巴黎申理，乘機與議停戰草約，還。未幾，其國授為清、韓駐使，不就。逾年，賞花翎、雙龍二等第一寶星。十二年，赴香港、澳門，條議洋藥稅厘並征，並置關九龍、拱北。十三年，葡使來華，與訂澳門草約。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勢闌入，赫德遣其弟稅務司赫政馳往，與駐藏大臣會籌畫界諸事。十九年，賞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與德使籌置膠海新關。明年，各國聯軍入京，贊襄和議，晉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覲，賜『福』字。三十一年，與德使更議膠關章程，改行無稅區地法。尋與日使籌置大連灣新關，征榷一如膠海。三十三年，東三省度地置關。逾年，謝病歸，詔許之，加尚書銜。赫德官中國垂五十年，頗與士大夫往還。嘗教其子習制藝文，擬應試，未許。總署嘗擬請授總海防司，道員薛福成以其陰鷙專利，常內西人而外中國，上書鴻章力爭之，議始寢。辛亥後，病卒，賜優恤」。
這種記載是用文言文的，非常有意思的是，BBC還將其全部翻譯成白話文。赫德一生最重要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其間直到他去世，至今有一百餘年。一百年前後的中國，跟赫德剛進入中國時完全不一樣了，赫德在滿清政府的仕途是從廣州開始，廣州十三行版畫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當然面目全非了。BBC的白話文很長，但顯然有些翻譯還是頗具匠心的，如：「赫德在中國為官50年，與士大夫常有往還，還曾嘗試指導兒子學習制藝文（八股文），兒子欲參加科舉，但未獲赫德允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擬授於赫德總海防司（海軍總長）頭銜，但道員薛福成認為赫德『陰鷙專利』（陰險專橫），經常『內西人而外中國』，因此上書李鴻章據理力爭，結果作罷。辛亥年後，赫德病故，朝廷賜予從優撫恤」。
看來，早在一百年前，赫德在中國的行為就有爭議了。但這位幾乎被北愛爾蘭鄉親遺忘的「中國赫德」，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固然有他在英國不得志的原因，就像BBC 所說「他想修道當長老，又自知沒那種定力，於是決定到中國去，想要遠離誘惑」，但他到了中國，卻再也沒有想要回去，以至於請人畫了一張身著中國服裝的圖像，這裡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一個原因，當然就是他本人的努力在中國找到了發揮的天地。赫德恪盡職守，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燈塔、氣象站，為北京政府開闢了一個穩定的、有保障的、並逐漸增長的新的稅收來源，不但比舊式衙門清廉，甚至也是當時全球最清廉的海關，赫德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赫德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上海海關總稅務司，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長達半個世紀（1861年－1911年），關鍵是赫德恪盡職守，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燈塔、氣象站，為北京政府開闢了一個穩定的、有保障的、並逐漸增長的新的稅收來源，不但比舊式衙門清廉，甚至也是當時全球最清廉的海關。赫德剛任職時的1861年，海關稅收為496萬兩，而到了1887年，海關稅收達到2000萬兩，佔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關稅成了清廷最穩定、最可靠的財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國的「財神爺」。
當然，作為一個英國人，赫德對清廷內政外交的幹預一直就沒停過。從史料上可以看到，1865年10月赫德向總理衙門遞交了他撰寫的《局外旁觀論》，對清廷的積弱作出了一針見血的分析，並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強的建議。總理衙門將《局外旁觀論》抄錄給東南沿海各督撫討論，在晚清政壇引發震動。赫德切中時弊的分析，讓督撫們面紅耳赤、坐立不安。李鴻章疾呼：「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並把正在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擴大規模、搬遷新址，大量聘用洋員，購買西式機器。有資料說，左宗棠一面罵赫德狼子野心，一面開始了福州船政局的籌建。可以說，《局外旁觀論》成了洋務運動的號角和「檄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所辦的許多近代洋務企業，都是海關出錢。
當然，當時的晚清帝國缺乏專業人士，赫德更像是一位現代職業經理人，從這個意義上，有些專家認為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態下才會出現這麼一位「帝國合夥人」，他的成功不可複製，是有一定道理的。
赫德1835年生於波特唐一個中產家庭。他的童年在當地度過，其後移居利斯本（Lisburn），繼而到貝爾法斯特（Belfast）入讀剛創校的女王學院，也就是今天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年僅19歲的赫德後來受聘於大英駐華使團，踏足當時被英國統治的香港，然後輾轉派駐寧波、廣州。問題是，這個英國人在中國期間，最麻煩的事就是與本國駐中國的外交使節搞不好關係，經常弄得很尷尬。1869-1882年任駐華公使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相當不喜歡赫德，1876年《煙台條約》談判期間，威妥瑪三番兩次以開戰為要脅逼迫清方讓步。赫德認定他的太極功夫比武力恫嚇遠為有效，主動出面斡旋，促成雙方簽約，私下卻被威妥瑪罵得狗血淋頭。威妥瑪的後任、老資格外交家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同樣屬於對華強硬派，對赫德不無微詞。倫敦倒是對赫德的工作頗為欣賞，巴夏禮在1885年去世後，英國外交部發表了由赫德繼任公使的任命。後者考慮了兩個月，最終拒絕了這項美差，他私下告訴好友丁韙良，自己和中國政府關聯太深，一旦成為公使，任何決定都會被英國輿論攻擊為軟弱，落得個吃力不討好；況且海關內資歷、才幹僅次於他的德璀琳是個德國人，一旦他本人離開海關，這個獨立王國就會被德國人佔據，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這是有點可愛之處了。
不過赫德本人在個生活問題上是不如意的，他剛到中國三年後，與中國女子阿姚發生感情，繼而育有三名子女。但受當時民風所影響，兩人最終分手。1866年，赫德返英度假期間，在都柏林與18歲女子赫絲特·佈雷登（Hester Bredon）結為夫婦。赫德與赫絲特再誕下三名兒女，但兩人婚姻並不美滿。1882年，赫絲特帶著孩子返國，剩下赫德一人專注中國的仕途。此後，他始終長居中國，只有在1878年歸國一次省親。後來，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則打算收回關稅管理權，赫德本人多年來飽受背痛和關節問題困擾，加上與子女關係也不睦，他在中國的日子有些不開心了。老人上書朝廷要求「請長假」獲得批准，1908年4月，這個72歲的老人乘火車離開北京後，人們在他的辦公室裡找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上午7時，鷺賓•赫德走了」－他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國「字」。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逝在白金漢郡家中，20天后，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轟然崩塌。上海1914年為赫德打造了紀念銅像，但1942年日軍在對英宣戰後就把銅像拆毀和熔化了，它在中國只存在了28年，比現實中的赫德還要短。
在充滿排外情緒的晚清帝國，赫德能在中國站穩腳跟，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有眾多原因，其中，主要由於赫德同一些與驕橫輕狂的在華外國人不一樣，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形成了謹慎溫和的個性，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稅務司，要他們對中國官員以禮相待，並敦促本國商人服從管理。有專家指出，在注重禮儀和形式的中國官場，這種謙卑的姿態當然吃得開。另一方面，清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在諸如海關之類的「要害部門」任職並任其施展才能，說明當時晚清帝國在世界大潮面前，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是嚴囿無縫的，存在著多元化的元素。現在回過頭看這段歷史，人們不得不承認，清廷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重視人才的，而且能善用人才，發現赫德的才幹，並且使赫德為清廷撈到了白花花的真金白銀。讓一個北愛爾蘭人變成了「中國赫德」，很難說不是中國最早的「統戰工作」成功的範例。這個現象，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