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的「白學」與「五教同德」思想
尹昌衡（1884-1953）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一個被中外學術界長期忽視的、特立獨行的思想家，然而其博大精深之思想往往又為其政治和軍事貢獻所掩，以至於其「白學」和「五教同德」的思想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該思想體系所蘊含的啟蒙價值沒有被引介於化解當今日益加劇的「文明衝突」之中，不可不謂當代學術思想領域中的一大憾事。
當然，在中國學術界或思想界，尹昌衡這個名字首先是與辛亥革命聯繫在一起的。1911年，值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之際，四川爆發了舉國矚目的「保路運動」，旋即遭到清廷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殘酷鎮壓，結果引起社會更大動盪，四川各地紛紛起義，成立「保路同志軍」，迫使清廷徵調湖北新軍和其他六省兵力前往鎮壓，造成武漢空虛，革命黨人乘機發動「首義」，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在四川同盟會與起義民眾呼應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且深具共和思想的尹昌衡順應民意，遂以四川軍政府都督的身份逮捕、公審並處決了趙爾豐，穩定和鞏固了「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果，為南方其他省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權樹立了成功的典範，因此也可以說他在辛亥革命中是具有特殊政治貢獻的。辛亥革命之後，尹昌衡官拜中華民國四川都督府大都督，值1912年西藏叛亂，宣佈獨立，尹昌衡遂招募川人組成西征軍入康藏地區平定叛亂，軍功卓著，後被民國政府任命為川邊鎮撫使，旋即被任命為陸軍中將和陸軍上將。西征平叛形式上看是尹在軍事上的貢獻，而平定叛亂，有效震懾「藏獨」亦當視為維護中華民族統一的政治貢獻。康藏叛亂平定後，篡奪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忌憚尹在四川勢力坐大，與其他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同學蔡鍔、許崇智等發起二次革命，阻遏其復辟稱帝企圖，遂將尹誘騙至京，羅織「虧空公款」罪名將其下獄，判處9年徒刑。1916年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在國人的唾駡聲中死去，尹得以平反出獄，北洋政府的繼任者亦多次禮遇、延攬尹，期盼借助其政治聲望和軍事才能以鞏固北洋政權。其時，尹對北洋軍政府頗感失望，決意閒居且究心學問。1920年發表了「歸隱宣言書」，時年36歲。此後的20年，尹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廣泛地思考，以儒釋道為主要思想資源，兼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持續發表了230余萬字的思想專著，主要有論述歷史哲學的《寓言》、精神現象學的《理海初集》、社會哲學的《生民常識》以及本體論哲學的《唯白論》等；55歲前後基本封筆，轉入打坐修行、參禪悟道，幾近20年，於1953年辭世。
大體上看，尹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25歲之前接受中國舊式教育並到日本士官學校接受5年西式政治軍事教育，成績斐然；25歲到36歲的10年在國內參與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和軍事活動，功勳卓著；36歲到50歲的15年創立了弘揚「五教同德」的「白學」思想體系，之後直到1953年在重慶辭世，有近20年時間是遠離社會和學術界專心禪定修行。從尹的這四個階段看，中外歷史學界對其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活動或多有研究，而中外學術界對其獨創的思想體系卻鮮有系統研究，使尹昌衡思想這座具有特殊精神價值的富礦仍然處於等待全面勘察和充分開採狀態。
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的思想舞臺上出現了若干開宗立派的大學者，如弘揚儒家變法精神、以實現大同理想的康有為、「為學須善變，不變成棄才」的經學大師廖平、以復興佛學為宗旨、強調「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亦宗教亦哲學」的歐陽競無、由佛學轉入儒學的「新心學」代表人物熊十力、借鑒西方邏輯分析方法建構「論道」哲學體系的金嶽霖以及建構「新理學」體系的馮友蘭。對於後面這三位以現代西方學科定義的哲學家，幾乎是與20世紀同齡的哲學史家張岱年（1909-2004）評論說：「‘西學東漸’以來，中西哲學的結合是必然的趨勢。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三家學說都表現了中西哲學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學是由佛學轉向儒學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在熊氏哲學體系中，‘中’居十分之九，‘西’居十分之一。金先生慣于用英語思考問題，然後用中文寫出來，對於中國古代哲學的精義也有較深的體會和感情，金先生的體系可以說是‘西’居十分之九，‘中’居十分之一。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中西結合。」 相比之下，尹昌衡的思想卻自有特色：一是自家「體貼」出「白字（讀茲）」以建構全新的思想體系，有別於其他各家的主導性概念，如「大同」、「變易」、「唯識」、「心性」、「道」或「理」等中國三教中已有的概念；二是以「孔老佛耶回」五教為「白學」「探賾索隱」的對象，從中外五種主流的「教化」文化中發掘共同的道德資源，打通古今中外五大文化傳統而系統闡發自己的獨創思想；三是以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身份「華麗轉身」，昇華為一開宗立派的思想家，其知識之淵博、文采之燦然、論域之廣大、思辨之精湛、立論之高遠，斬名韁斷利索、退出政軍學三界之決絕，征之中外思想史，真能望其相背者，恐難覓焉！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道釋「三教」，其本質是一種社會教化文化，而非西方亞伯拉罕信仰系統（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種類型的人格神和啟示性宗教，其核心概念的「仁」、「道」和「佛性」都有明顯的主體性和實踐性特質，如「仁者愛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相比之下，亞伯拉罕信仰系統卻更信賴一個外在於信仰者的神以及神或真主對於先知的神意啟示，如耶和華、耶穌和安拉與他們對應的先知，即猶太教的耶和華把神法啟示給摩西、基督教的上帝把聖父和聖靈啟示在聖子耶穌身上（所謂「道成肉身」）以及伊斯蘭教的真主安拉通過天使加百列把《古蘭經》啟示給穆罕默德。因此，簡略地講，中國的儒道釋和外國的猶太-基督教及伊斯蘭教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大傳統中的「五教」，而且每個「教」都有自己的一個核心概念和一套既定的論證或信仰方式。尹昌衡正是面對這樣的中外文化傳統，躬逢中西文化碰撞且中國社會面臨近代轉型的時代，自覺身負會通五教、繼往開來的文化使命，以時代文化托命人的身份提出了以「白」為核心概念的思想體系，旨在建構一種別具特色的世界文化哲學，以相容五教並闡發其共同的思想價值。他在對「白」進行本體論的解釋時說：「白者何也？發知覺之真體也。覺者何也？由白生之大用也。白也，心也，仁也，識也，天靈也，智源也，思府也，感官也，魂魄也，神我也。多名複字，糾相雜也。…白王為皇，皇天佛也。旅白為者，眾生名也。知白為智，見性正也，反白為皈，旅複皇也。…白大為㚖（gao：光澤意）恩施普也。白夲為皋（tao，高尚意），德之極也。比白為皆，皇者同也。」 他首先在「體用」層面解釋「白」，以「真體」明確其自主的根本性存在，以「覺者」明確其主體的思想功能，二者互為本末和體用，是中國哲學精神中「體用不二」、「明體達用」、「道器相為一也」的知識論解釋，故以「白」字為核心，可以演繹出五教相通的核心概念體系，即「白」蘊含儒家的心與仁，佛教的識，基督教的天靈，西方哲學的愛智慧—這些本體論的實在；同時，「白」也是認識論「求真」和倫理學「求善」的淵源。其思想體系的奧義亦可以通過「白」字的構建而得到推演：象徵宇宙主宰的「皇」乃「白王」之合，亦可視為佛教中潛存于眾生的「佛性」，將宇宙本體的「白」變現為物質性存在，即為我們經驗中的萬物。「知和白」構成「智」，即認識到宇宙本體，是所謂「性智」；「反和白」構成「皈」，即認識到宇宙化生的程式，是所謂「量智」；「白和大」構成「㚖」，即蘊含倫理上之博愛；「白與夲」構成「皋」，即蘊含倫理之本體，兩字因」白」的字形組合而呈現「白本體和白大用」之「體用不二」精髓。「比和白」構成「皆」與「白和王」構成「皇」寓意「白學」的宇宙論，以靜態的「皇極」象徵宇宙本體，以動態的「皆是」展現宇宙生成。
尹昌衡用自家體貼出的「白」字，以建構「五教同德」的文化哲學體系，其開宗立派的深意亦見於他對「白」字的書寫與讀音。首先，「白」字的構形並不是我們現代漢語中的白字，尹自創其字形為「白」字中間一橫有空點，以示與「白」字有別；他創「白」字的初衷是「厭其與白色之白同也，因革之而正畫中點，無若白字之偏捩，以昭宇宙之大正。」所以就字形來看，「白」字取的是一個「自」字中間少一橫和「臼」字頂橫封口的中間形態，寓意超越我們經驗中的「白」和「自」字局限，而標識其宇宙本體形而上之道理。其形意本不同於漢語經驗中的「白」，讀音亦當區別於形而下之器用—「自」，故尹定其讀音為「茲」。尹昌衡自命其字為「太昭」，即「昭宇宙之大正」的人生目標，因此，以「白」建構宇宙本體論乃其生命「題中之義」。其次，從詞源意義上講，「白」字可以統合知識論、宇宙生成論與社會人生觀，形成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化哲學體系。關於此體系的本質，尹昌衡給出了一個自洽的解釋：「凡有覺者，曷閉目而自審乎！自審者，白審也。白者，古自字也。楷仍二畫，又何貴省一之費事哉？遺浚旨矣，惟皆皇者智之中。又咸作白（見取白圖），吾是以取之。」他這個解釋中蘊含著儒家和佛教的認識論與人生觀的傳統，儒家講「孔顏樂處」是基於對「仁」的理解和精神享受，而且繁體的「樂「其中有一」白「字形態為其中正統率，佛教亦講「覺悟成佛」，這種統合認識論與人生觀的精神傳統亦為近代哲學稱為「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以區別于傳統哲學的「經驗的直覺（empirical intuition）」，而從字形來看，古代楷書的「自」字就是尹氏「白學」中的白字，之所以要去掉「自」中一橫，乃是因為「白」可以作為字形基礎去建構「皆皇者智」這些字體，且可以相互參照說明，揭示其中蘊含的「浚旨」。因此，「白」字超越了「白色」的白和「自己」的「自」，無論是字形和讀音都不受「白色」和「自己」的經驗限制，而達到一個自覺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與人生觀相統一的精神境界，即尹自創的「白學」奧義（浚旨）圓融地見證於「皆皇者智」諸字之中，「皆」字形意為「比白為皆，言比情比形，眾生與皇固不相同，如去染比白，絕無稍異」，眾生情形之間相比，各自雜染有異，然而，異中之同，俱見於白，有似儒家「萬殊而理一」之論，故「比白為皆，皇者同也」；「皇」字蘊含「白王為皇，皇天佛也」和「皇天也，即白王也」；「者」是「旅白為者，一切眾生，凡離於皇，自上神以至魅鬼皆旅白也」，「旅」是「行走」和「變現」之意，即「行走的人或變現的物皆是本白而呈形」，從宇宙本體「白」踐履為經驗現象—無論神鬼人物，皆可稱為「者」，這就是「旅白」，即「宇宙諸境，如旅館耳」，意為宇宙諸境充滿經驗之物，皆是宇宙本體「白」的現象，如「客人停留在旅館」始知「旅客」實在，中國《管子》書中講：「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抵牾，無所抵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通識）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中「道德」是一種宇宙本體論與宇宙生成論的辯證關係：道是形而上的本體，德是形而下的器用；道是遍流萬物而不變者，德是道停留在一個空間（舍）裡所形成的人或物，所以「道德」是宇宙化生的倫理原則，而「得道（德的通假字）」則是宇宙倫理原則變現的經驗物，這便是「旅白為者」，其可以代稱宇宙諸境中的人或物。「智」是「知白為智，言自知其白，乃為大智」，「不知白，雖盡宇宙之事物而悉知之，亦盲騖也，」顯然，此「智」類似西方哲學「我知吾無知」的「智」，佛教的「般若無知」之「智」或儒家對《詩經》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評價的「知道」：「為此詩者，知其道乎」，此所謂「知道」就是尹論的「知其白」或「明白「，亦即司馬遷對此詩句的感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尹亦以「知白之智」闡釋佛教的「大自在」和道家的「自然之道」，其意直指哲學之本體：「是以從自省一，更複作白，言省之又省，以至於無可省者，乃真覺體之所在也。故佛曰自在，當雲白在，省損也。老子曰：為道日損。為道者，淨白也。損二留一，一則不能再損也。損兩儀兮，超太極也。損有形，以示無相也。深矣，遠矣，高矣，明矣。」 「自」省去「一」就是「白」，按照道家的知識論就是「為道」，其特點是「日損」，即不斷地減少經驗性知識，一直到「無」，以便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理解「無中生有」，此「無」則同於宇宙本體—「白」，即中國人經驗說法中的「一張白紙，可以描繪千變萬化的世界藍圖「。而與」為道「相反的是「為學」，即「為學日益」，就是不斷地積累經驗性知識。按照佛教知識論的講法，經驗性知識不過是「幻化相」，是白紙上的「塵垢「，積累得越多，越容易使人執著，無法描繪更多更美的生命景象，因此，只有拋棄「幻化相」才能覺悟到「真如」本性，這也就是「悟道」，所以「知白之智」就是「知道」、「法道自然」和「悟道」。
與中外其他思想宗師不同，尹昌衡是從獨創一個「白」字建構自己的「五教同德」思想體系的；通過「皆皇者智」的詮釋，可以「明白「」智、仁、勇、誠「等」達德「—」五教「的文明宗旨，將一個相容知識論、宇宙論和人生觀的當代文化哲學體系清晰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其特點亦有兩點值得特別申論：其一是，與西方的印歐語系相比，尹氏「白學」長於漢字形意創辟，讀者可根據自己的經驗作主體性聯想，體現思想自由的價值，而建構於西語之上的思想體系，讀者必須依賴客觀的思維規律，以獲取概念和推理的確定性知識，而其思想自由的價值則多通過宗教信仰和藝術審美來補充；其二是，與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相比，尹並未因循一已有的思想概念或制度實踐來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而是自創一「白」字來統攝其他漢字系統，以形成一個形意相關且文化內涵自洽的思想體系。這兩點均無須謙讓地說明尹昌衡在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其實，尹昌衡在自家「體貼」一「白」字而建構「五教同德」思想體系時亦是自覺和自信的。他說：「白合一大，成其極仁，則永皈而不旅。佛曰：‘涅槃’，即能仁之體也，究竟也，白大為㚖，㚖恩澤也，亦悅樂也。」 「白合一大」就是個「㚖」字，其意為廣被宇宙萬物的恩澤，其宇宙本體概念就是「極仁」，是「仁之體」或佛教最後的「覺悟」和參悟的「究竟」，即「旅白眾生」邏輯上的「皈依」，這是尹氏「析白論」的本體解釋，以一「㚖」字標而出之。另外，尹亦以「皋」字如「白夲為皋，德之極也」和「㒶」字如「八白為㒶（古公字），言分佈白性，以及與物，公之大也」解釋宇宙生成論與倫理學，與儒家「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的「忠恕之道」正好可以相互發明，以見文化哲學融通知識論、宇宙論和人生觀的大間架和大氣魄。于此，尹的「析白論理」在論證方法上亦為「五教同德」的真理觀展示了漢字形意分析的獨特魅力，對魏晉玄學的「辨名析理」、宋明理學的「理事之辨」和「心理之辨」、佛教「般若無知」以及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也不可不謂一種「創新性發展」。他總括「析白」的意義在於統攝「五教之德」：「中國之頡聖，印度之侔尼，獨高千古，正智無倫。孔老耶回，亦各多合。比而觀之，駭其神也。夫頡聖與王教祖師，或地之相去數千餘裡，或時之相後也數千餘歲，而析白論理若合符節，其亦不足征信耶？」 照他的邏輯，「白學」與「五教同德」的合法性論證俱起於中國造字的鼻祖—倉頡，其所開創的是漢字形意結合教化傳統，其民族文化的價值並孔老佛耶回五教而無遜色，足可為尹所期待的未來人類文明的大宗，其所高言的「頡聖與王教祖師」所揭示的真理亦不過「白學」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中的「同調」。
與中外五種基本的文明教化傳統一樣，「白學」思想體系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呼應時代人文精神的文化哲學，充滿「經世濟民」、「普渡眾生」和「博愛平等」所彰顯的公共道德價值，是中西文化傳統中深厚的精神資源，值得全人類共同珍惜、開發和分享。同樣，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就是尹昌衡創立「白學」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五教同德」的理論前提，所謂「圖太平聖治者，必先統一五教于創始之初，不能立宗教而欲以政術致太平者，如樹無根之木也，故後不復。至於教可宗者，皆超乎常人萬萬矣。今其巍然特存者，惟孔老佛耶回而已，出類拔萃數千年皆得道，而淨白不可磨滅者也。」 依照尹昌衡的理想，「白學」思想不僅可以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為人類提供一個「安身立命」和「修齊治平」的體用兼備、圓融無礙的方案，而且也通過闡釋「明白」之理完成了他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家應該承擔的文化使命，踐行了他自己「行者雨霖濟蒼生，藏者著書教萬世「的期許。而在儒家「用行舍藏」之外，尹昌衡將餘下的近20年生命時光留給了自己的「修行」，以證悟諸家教化中的「佛道心性」，成就自己的個體生命價值，於此，我們亦當懷抱同等的尊重和理解，一如我們對「白學」思想體系所持的禮贊和感激。 （單純：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