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踐／軸心時代思考新冠肺炎與人的有限性

一、瘟疫橫行實為咎由自取

2019年末至2020年初，全球人類正在經歷著新冠肺炎的折磨。英雄城市武漢被病魔籠罩只能採取最嚴格的封城措施，由此外推湖北封省，中國封國。十四億人被迫在家中禁足，本應喜慶揚揚的春節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之，快速發展的社會被按下了暫停鍵。到了3月，經過幾萬名英勇的醫護人員捨生忘死的「逆行」，全國人民通力合作，幾千名病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中國付出了巨大的經濟成本，病魔初步得到了控制。然而狡猾的新冠病毒已經流傳到世界各地，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發威。西方的政客為了一己的私利，白白耽誤了中國人民用生命和金錢換來的寶貴時機，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新冠肺炎成為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大敵。

即使到了這樣的時候，人類對新冠肺炎的認識仍然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態，病毒的源頭在哪里？如何傳播？誰是0號病人？特效藥是什麼？疫苗什麼時候能造出來？病情發展到什麼時候才能告一段落？一系列的問號只能說明一個事實：人類對這個可怕的「敵人」認識還是非常膚淺的，正可謂「華佗無奈小蟲何」。因此世界各國只能採用最為原始的有效辦法——隔離，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挽救生命。這充分說明，人類到目前為止，其認識能力、實踐能力都是極為有限的。

與人類能力的有限性相比，人類的欲望則是無限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對欲望缺乏必要的節制能力，也是能力有限性的一種表現。回顧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新冠肺炎的起因，盜獵、食用野生動物毫無疑問是病因之一。中國科學家在蝙蝠身上找到了冠狀病毒，不知冠狀病毒通過什麼中間宿主（果子狸、穿山甲、野兔、山雞？）進了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專櫃，從此傳染到人的身上，並由此引發了人傳人。食用野生動物成為人類欲望毫不節制的一個最醜惡、最極端的典型，但是人類欲望的無限發展遠遠不止這一個領域，已經覆蓋的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有些活動不一定直接引起病毒的發作，但是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的威脅仍然不能小覷。櫛次鱗比的繁華城市，越來越高的地標建築，奢侈豪華的裝修風格，富麗堂皇的劇院、機場，穿梭往返的國際旅客，奢華無比的公主郵輪，燈紅酒綠的酒吧夜店，光怪陸離的商品廣告，充斥氾濫的各種商品……可以說人類的欲望成為推動當代生產的根本動力。

當代社會人類欲望的無限膨脹不是人性自然發展的結果，其背後資本市場無限增殖的利益衝動是真正的主因。當代市場經濟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要素，消費成為終極的推動力，沒有消費者的產品就不能實現其價值。為了達到不斷推動生產發展的目的，資本必須不斷創造新的欲望，才能有新的消費。於是人類以GDP為引領的市場推動下，不斷地擴大自己的消費範圍和能力。有了住宅還要別墅，有了汽車還要飛機，有了美食還要野味，有了安居還要旅遊……，在不斷滿足人類欲望的一次次消費浪潮中，人類無限制地開發資源和能源，從而導致資源枯竭、環境污染、氣溫升高、兩極融化、氣候變遷等等一系列的惡果，誰能說澳大利亞的森林大火、非洲沙漠的蝗災、世界多地的狂風暴雨、甚至包括這次的新冠肺炎不是人類肆意破壞自然所致？中醫認為肺炎瘟疫屬濕邪之毒，很難說與全球性的氣溫升高、海平面上升、內陸地區雨水增加無關。

反省己亥、庚子之際的人類大劫難，除了各種技術性的亡羊補牢之外，我們更需要從整體上反省我們的發展模式，思考一下人類自身能力的限制性與欲望無限膨脹造成的生態危機。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以人的欲望為內驅力，以資本的擴張為外推力，正在沒有止境地發展。這種經濟的發展起始於近代西方的啟蒙運動，是歐洲反對中世紀教廷統治的重要成果。啟蒙運動高揚人類理性的旗幟，以人文主義對抗天主教的神權統治。應當充分肯定歐洲啟蒙運動的成績，在科學、民主、人權旗幟下人類用二、三百年的時間，超越了此前幾千年取得成績，迅速從貧困走向富裕，從蒙昧走向文明。但是我們也應當客觀地看到，啟蒙運動與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都有兩面性。在否定神權統治的時候高揚理性的旗幟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完全無視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把崇尚科學當成故步自封的「科學主義」，事情就會走向反面。由於盲目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人們提出了「征服自然」、「人定勝天」之類的口號，幹著破壞自然，毀滅地球的愚蠢勾當。當我們大刀闊斧地開展重大工程的時候，並不一定想清楚自然將承受的代價；當人類窮奢極欲的放縱自己各種欲望時，美其名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然而卻為日後的災難種下了禍根。今日的惡果，正是人類二三百年欠賬的一次清算。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與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著報復。」如果人類在這一場場的天災面前還不知自省，套一句時髦的廣告語，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近代以來，人類的理性主義表現在一個著名的口號上：「知識就是力量」，由此派生出「知識就是財富」、「知識改變命運」、「知識改變人類」等等。這句口號在一定意義上是真理，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我也已經嘗到了盲目濫用科學的惡果，原因就在於科學總是有限的，世界是無限的，世界的可知性只能在人類的時代更替中才能實現。具體到某一代人，他們所據有的科學是有限的，人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特別是當知識產生的力量如果被人類用錯了方向，它所造成的結果就有可能是可怕的自然報復。那麼人類應當如何衡量自己掌握的科學之限度何在呢？這個問題本身是不能用科學來回答的。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告訴我們，科學技術知識的使用必須要經過人文歷史知識的校準，把穩科學的方向和程度。

二、軸心時代的文化自覺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24日「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次會員大會」上講話指出：「當今世界，人類文明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物質的極大豐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像的。同時，當代人類也面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1]談到人類在歷史上積累的智慧和力量，不能不聚焦世界主要民族文明實現突破式發展的「軸心時代」。

1949年，德國哲學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出版了《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提出了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在對世界幾大文明古國的對比之後，雅斯貝爾斯發現：「看來要在西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西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找到這個歷史軸心。正是在那裏，我們同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相遇，我們今天所瞭解的人開始出現。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軸心期』(Axial Period)。」[2]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正好就是中國的春秋戰國（BC770年～BC221年），這一時期不僅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為日後的文化發展奠定了方向，而且在南亞、中東、歐洲的廣大地理範圍內，全世界都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文化發展。他接著論證說：「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象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Eli jah)經由以賽亞(Isaiah)和耶利米( Jeremiah)到以賽亞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3]雅斯貝爾斯所列舉的名字，是人類歷史上閃爍最燦爛光芒的思想明星，這是任何學習歷史的人都知道的常識，並不新鮮。但是難能可貴的是，雅斯貝爾斯發現了這些思想偉人之間的聯繫，即他們都生活在大致相近的500年中，但卻分佈在當時看來距離遙遠、互不相關的三個獨立地區，就顯得有點新穎和神秘。

更為神奇之處還在於：「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複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4]「軸心」的概念取自于車，車輪滾滾，但是其轉動始終離不開軸心的規定。人類的歷史也是這樣，無論後世經過了怎樣的發展，人們總是在重複思考、論證著軸心時代先哲們發現、思考的問題，並用軸心時代思想家們提供的精神動力，解決每一個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比如西方中世紀末期，面臨基督教政教合一統治的黑暗時代，15世紀之後的啟蒙思想家們展開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運動——文藝復興。為什麼不叫文藝解放而叫文藝復興？就是因為那個時代鎖定的目標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人性解放，人本主義精神。而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也面臨著社會價值崩潰，道德狀態每況愈下的局面，人們也只能到古聖先賢哪里去吸收營養，出現了持續的，自下而上的「國學復興」局面。

軸心時代文化突破之所以對人類整個文明的進展都具有奠基性意義，雅斯貝爾斯揭示了其中的奧秘：他指出：「這個時代的新特點是，世界上所有三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一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5]也就是說，在軸心時代人們認識到了個人的局限性與社會整體的存在，開始尋找自我的定位，探索人生的價值和目標。雅斯貝爾斯所說：「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就是指在軸心時代，東西方文明幾乎同時建構了自己文化體系的終極價值，並以此指引社會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軸心時代賢哲的們得出的結論，即使到今天仍然是適用的，「這個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範圍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6]孔子、釋迦牟尼、瑣羅亞斯德、猶太先知、柏拉圖等等思想家，他們已經將人的思想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為此後的人們處理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找到了可通之途。軸心時代賢哲創造的哲學、宗教對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心靈關係的思考，成為中西方社會判斷善惡是非、利弊得失的價值指南。針對本文所提及的人類的限制性，即欲望的無限性與能力的有限性問題，我們集中介紹軸心時代聖哲的精湛論斷。

三、中西聖哲的文化引領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至聖先師」，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定向性的作用。孔子認為春秋時期是一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世」，混亂的原因就是社會上方方面面都不尊本分，違反了維持社會和諧的「周禮」。「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不遵守周禮規定的社會各階層的本分，使個人的利益無限擴大，則會導致衝突和戰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小人則無忌憚也。」（《禮記·中庸》）放縱自己的欲望就會使人在行為上為所欲為，沒有限制。因此孔子反對放縱欲望。孔子說：「『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申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這就是著名的典故「無欲則剛」的出處，欲望太重的人無法堅持原則，孔子把放縱私欲看成社會混亂的根源，因此要求人們節制自己的欲望。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孟子則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著，寡矣。」（《孟子·盡心下》）儒家不是禁欲主義，而是主張用周禮來節制自己的欲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裏仁》）那麼人應當如何節制自己的欲望呢？儒家認為人應當有所敬畏。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儘管儒家學派內部對於天命有主宰之天，義理之天，自然之天的不同理解，但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大多數儒者是三者兼而用之。對於人類渺小的個體而言，無論主宰、自然、義理三者中任何一者，都可以喚起人的敬畏之心，都是對個人的有限性的節制。所以孔子把「五十而知天命」（《論語·學而》）看成生命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孔子強調「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如果人得罪了上天，違背天理，你就無處可祈禱了。「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孟子·盡心上》）是孟子人生三樂之一。朱熹在《中庸注》中說「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是告訴我們為人處世應當常存敬畏之心。當然儒家也不是讓人在天命之前無所作為，孟子說：「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這句話後來便演繹成一句俗話，「盡人事而聽天命」，努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也要尊重和服從天命，不得違抗。荀子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從上下文的聯繫看，荀子並不是要否定天命，而是要人在天命的規範下利用自然，而不是等待天命的恩賜。人類破壞自然當然會遭到自然的報復，古人將其稱為「天人感應」，即自然用各種不合常規的自然現象向人類示警、懲罰。如董仲舒說：「不畏敬天，其殃來至暗。暗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春秋繁露》卷十四）乾旱、洪水、暴風、瘟疫等等不合常規的自然現象，都是自然對人類的警告。董仲舒認為這些現象「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案：災異以見天意。」（《春秋繁露》卷八）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學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是「屈君以伸天」的一種方法，有天命神學的成分，但是其對天人關係的考察，也有符天人合一，服從自然的深刻意義。天象示警是對人類破壞自然的一種警示，也值得我們今天參考。今天的我們，曲解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將其當成了可以挑戰天命，征服自然的唯物主義，結果違反了客觀世界的內在規律，破壞自然，屢屢遭到自然地制裁而不自知，更可怕的後果還在後面。英國科學家霍金生前曾經說，一味破壞生態環境的人類很可能只能在地球上待200年。有人認為霍金危言聳聽，其實筆者認為霍金說的客氣了，按現在人類破壞自然的能力和生態被毀壞的速度，人類滅亡不用等200年。

與孔子同時或稍早的老子開創了道家學派，將宇宙的規律上升為一個抽象的哲學範疇「道」，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老子》卷二十五）道是世界的本源，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因此人類都必須遵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道是宇宙間的最高規則，不需要依賴其他事物而存在，「道法自然」可以理解為道「自然而然」，也可以理解為道就是自然界的根本規則。那麼自然的規則是什麼樣呢？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老子》卷三十七）聖人治理天下應當效法天道，無為而治，自然萬物順從，事半功倍。然而大多數君主無法達到對於「道」的正確認識，因為普通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莊子深刻地分析了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他說：「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世界是無限大的，時間的變化是永無止境的，而人的壽命又是短暫的，因此人不能完全認識世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養生主））在有限的生命之中，人能夠掌握的知識十分有限，如果強將無知當有知，將是極大的危險。所以老子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七十一章）聖人看到自己無知的一面，才是真正的「知」，才能夠在實踐中不犯錯誤。過去我們套用西方認識論的模式研究莊子，不斷討論莊子是可知論還是不可知論，其實恰恰忽視了道家思想對後人的提示，就是要注意人類知識和實踐能力的有限性。老子又說：「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罪莫大於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以有限的知識去追求無限的欲望，人類就會犯大錯。因此老子認為無為、無欲、無爭才是「道」的根本屬性，而人的本性貪婪、欲望無邊，成為大禍之根。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順應自然就是道家最基本的世界觀，「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老子》六十四章）但是人類當時在躁動的爭奪之世已經破壞了自然、人際和心靈的和諧，老子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老子》十二章）如果說在物質匱乏的傳統社會普通人還難以瞭解老子的人生經驗，那麼在當今產生力高度發達的時代，大多數人可能也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體會其中的深意。震耳欲聾的音樂讓人聽力下降，五彩繽紛的視頻、音頻讓人視力模糊，花樣翻新的美味反而讓人感到食前方丈無處下箸，環球旅行讓人心浮氣躁，心無止境。道家治理亂世的方法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老子》三章）人應當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生活，減少人心中的欲望，自然恢復身心的和諧，減少對物質世界的追求，使自然界得到保護，社會恢復和平。

印度軸心時代誕生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也是人類軸心時代重要的思想成果。佛教是一種宗教，但其本意不是教人盲從的迷信，而是教人覺悟之道，梵文「佛」之意譯就是「覺悟」。佛祖釋迦牟尼經過痛苦的人生摸索終於頓悟了人生的根本苦痛在於心中的 「無明」。人因無法超越內心的無明而有：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其他因緣，在「苦諦」中不斷輪轉迴圈，不得解脫。仔細分析佛教的基本教義，那作為所有苦痛總根子的「無明」，其實就是人類心中不斷膨脹的欲望，所以佛教教誨信徒的「四諦」、「五蘊」、「八正道」、「因果」、「輪回」、「涅槃」等等，都是在教育人們限制心中的欲望從而使心靈獲得永生，超越有限性而達到無限的解脫涅槃勝境。為了約束人的行為，佛教根據印度傳統文化創造了輪回轉世說和因果報應說以警世人類。佛教認為人都有一個不死的靈魂，會在不同的肉體之間不停地輪流轉換。此生為善，來世就會獲得好的報償，否則就有惡報相隨。慧遠《三報論》：「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 即俗話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什麼都報。」這種報應說，就是強調人要對自己的有限性具有覺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心存善念，多行善事，方能夠求得獲得福報。《太上感應篇》也講：「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為此佛教為人類規定了很多戒律，使人能夠「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中國古代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雖然是儒教，但是儒家思想主要靠國家和社會的教育體系傳承，而廣大的貧苦農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難以在儒家「盡心、知性、知天」的內在超越中獲得「覺悟」，因此佛教的生死輪回和因果報應學說，就成為民間遷善去惡的防洪堤。

基督教雖然誕生在後軸心時代的羅馬帝國，但是其文化的根源卻形成於軸心時代「巴比倫之囚」時期的大小先知，也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以賽亞、以利亞、耶利米、以賽亞第二等等大小先知們。他們在猶大古國時期就已經看到了危機即將到來，在猶太人被虜為囚徒時預言了猶太人的復興，並率領全體猶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在重建聖殿的時候，他們重整猶太教，將《聖經舊約》編輯成書，為基督教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耶穌基督及其門徒創教的時候形成的《新約》，很多地方也都是在重現舊約中很多重要的思想。從猶太教到基督教，他們都堅持上帝創世、伊甸園原罪、一神信仰等基本觀念，又加上了上帝之子耶穌降臨為世人贖罪、基督復活、末日審判等信觀念。雖然基督教堅持的神、人二分的觀念與儒學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很不一樣，「原罪」與「性善」相互對立，但是基督教文化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神是至高無上的，人是卑微有罪的，亞當、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園，就是因為他們不聽神的勸告肆意妄為。聖經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3:23）；「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3:10）將神與人的屬性根本對立起來，就是提醒人們注意自己的有限性，不要妄自尊大。基督教的禮拜總是要人們「認罪」，就是要承認自己的這種有限性。基督教的「原罪」東方人很難理解，似乎有些不近情理，而且西方人對「罪」的解釋也有差異，但是從整個文明發展史的角度著眼，也可以把這種「罪」理解成人來自先天固有的有限性，不妨礙我們將其視為對人類有限性的一種警示，提醒我們不要沉醉於已有的知識和成績中。正如中國著名宗教學者卓新平所說：「但基督教讓人認識到其罪並不是使人消沉而是以一種『拯救』的觀念來促使人擺脫罪的羈絆，這實際上包含著一種比較冷靜的人生態度，即讓人意識到自我的有限和缺陷，並以一種神聖的維度來克服其有限和不足，達到人的昇華和超越。」[7]上帝將人類趕出了伊甸園，但是又派自己的兒子耶穌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贖人類，說明「神愛世人」。根據原罪說，人類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自救的，必須依靠對於神的信仰方能脫離現實世界的苦難。「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羅3:24）因此人類如果想得救，只有愛神、相信神的教誨，與自己內心的貪欲作鬥爭。「貪財是萬惡之根，」基督徒被警告，「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提摩太前書6:9-10,17-18)，「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馬太福音6:19,24b)。在基督教看來，人間的財富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上帝暫時將其由個人代管，應當用來幫助其他兄弟。「你不可忍著心，攥著手，不幫補你的窮乏兄弟。」（申命記15:8）人應當愛自己的兄弟。耶穌基督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馬太福音 22:34-40 )基督教將「愛」作為基本教義，愛一切世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仇敵，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博愛」精神。愛神也愛世人，才能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使靈魂得以昇華，達到精神的救贖，成為上帝的選民。筆者因一個偶然的機緣新冠肺炎時期困守洛杉磯，親眼目睹教會的牧師帶領大家為武漢人民祈禱，為他們募捐。這種以神聖信仰為基礎的「博愛」，也可以在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候發揮積極的作用。

結論：通過新冠肺炎對人類造成的巨大危害的反思，對軸心時代東西方聖賢對人類有限性問題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必須覺悟起來，逐步放棄那種以消費刺激為本的GDP發展模式，建立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生態產業，恢復地球上的生態文明，刻不容緩！在重建生態文明的過程中，大力弘揚軸心時代聖賢為世界各國人民留下的傳統文化，則可能成為文明發展的指南和動力。(張踐：中國人民大學)

[1] 习近平：《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第一版

[2]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3]【德】卡尔·雅斯贝斯，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4]同上书，第14页

[5]同上书，第8 页

[6] 同上书，第 9 页

[7] 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