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我與「南周」的君子之交

一、

相知的朋友，多次勸我把在南方週末報社工作期間的經歷和見聞寫下來。他們說，這是海內外很多人都關心的題材，寫出來既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又有歷史資料和見證價值。

我當然明白他們的善意。能在南方週末報社工作，而且是在它最鼎盛、最有影響力的16年（1996-2011：1996年1月，從8個版的文化娛樂週報擴張到16個版的綜合新聞週報，不久又擴張到24個版，32個版；2011年底我退休之後，遭遇電子新媒體的影響力急速上升，全世界範圍內，紙媒不可挽回地開始衰落），那是多麼地幸運！

查「百度百科」詞條「南方週末」的詮釋：它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一份享譽海內外的綜合類週報，也是中國發行量最大、傳閱率高、影響最廣泛、公信力強的新聞週報。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南方週末堅持大新聞概念，站在時代的高度，以廣闊的視野，在黨的新聞工作要求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指導下，認真執行‘積極、正向、均衡、穩健’的編輯方針。南方週末每期32版，分新聞、經濟、文化三大板塊，內容緊扣時代發展的熱點與焦點，通過全面、深入、生動地反映和報導新近發生的重大事實，向廣大讀者提供更完整、真實的中國社會邁向未來的脈絡、趨勢和圖景。」

查「維琪百科」的「南方週末」詞條，它說南方週末報「被不少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推崇，視其為中國內地最坦率和敢說話的報紙，對公眾民主思維的建立和中國內地公民社會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美國《紐約時報》亦曾將《南方週末》形容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

兩家「百科」說的都對，互相補充。「南周」既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社的子報（也是國有企業的子公司），受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南方日報社直接領導，也確曾是中國內地最敢講真話的報紙，有「自由派」色彩。要不然，王立軍這個似乎最仇視「自由派「媒體的「唱紅打黑」「英雄」，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後，要將這個真實資訊透露給外界時，首選物件也不會是南方週末的時政記者儲朝新。至於南周在海內外公信力最大、影響力最強，最好的例證當然是，2009年那個冬天，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點名中國大陸媒體只接受南周的獨家專訪。就這樣，他把「南周」送到了火爐上烤。他這麼「任性」，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人的諺語「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嗎？

然而，南周的光榮，不等於是我的光榮。

我不是報社負責人，沒有參與決策。1996年4月，返聘而協助主編江藝平工作的左方先生，徵詢我的意見，問我願不願意做南方週末報的編委，那年頭南周還沒有什麼黨委會、管委會，編委會就是最高決策機構；我說，報社年度體檢結果剛出來，我必須住院去治病。

1998年5月，我成了南周的編委，兼副刊部副主任，協助副主編兼副刊部主任徐列工作。順便說一下，那時候的南周官少，南周只分新聞和副刊兩個部，評論版塊屬於副刊部，副主編徐列兼副刊部主任，還親自做一個叫《百姓茶坊》評論版的責任編輯。我協助徐列工作，當然還做著《時事縱橫》版的責任編輯。可是沒過幾天我又病了，到當年10月我在武漢住院動手術期間，南周被整頓，我的職務沒給理由，自然也沒有下檔，就不聲不響不明不白地免掉了。做編委期間，參加過兩次編委會，不記得討論什麼內容，應該就是日常事務性決策。

甚至新聞報導策劃、新年獻詞討論選題這種事，我也基本沒有參與。從1986年投身新聞界，我就一直做評論編輯，從未當過記者，記者證只有旅遊時在某些省市的某些景點掏過，享受免費優待。百度百科的詞條「鄢烈山」，說我是「新聞評論員」，這也似是而非。我從入行從未做過專職評論員。我討厭被命題作文，而當評論員不想寫時也必須「硬寫」。即使在武漢市委的機關報長江日報社工作期間，我在評論理論部，也只是做兼職評論員，寫我願意寫（比如為改革開放造輿論）的題目。這點就像，有些人總以為我是共產黨員，我在黨報工作嘛；其實，我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雖然這也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一些共產黨員如現任求是雜誌社副總編、雜文界朋友朱鐵志，是我敬重的。

我也不瞭解同事們的逸聞趣事。我每天就是兩點一線，在辦公室和宿舍之間往返。這一是因為，南周的同事多是年輕人，晚我一輩，我不介入他們的生活圏子；二是因為我身體一向不好，煙酒茶不沾，海鮮不吃，又把有限的精力和時間用在讀書寫作上，業餘生活很是單調無趣，也沒有心思理會閒事。

所以，我說，我與「南周」是「君子之交淡若水」。

二、

所謂「君子之交」，就是道義之交，我選擇到南周，是因為它的辦報理念吸引了我。「辦報理念」不止是敢於「講真話」這一條，還有很重要一條是「價值取向」。試想，如果有家報紙像「烏有之鄉」網站那樣敢於「講真（心）話」，歌頌「文革」，痛斥對外開放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賣國，我會投奔它嗎？

但是，「道義」的「義」說到底，也是利益。《中庸》說，「義者，宜也」；《易經》說，「義者，利之和也。」准此，我理解的「君子之交」，與「君臣之交」或者說君臣關係的道義，是完全不同的。我對南周並無「死忠」的情感和義務。我只忠於我自己的利益，這利益包括：更多地契合我的辦報理念，更多地維護我的尊嚴，更多地給我提供收入和福利。

前些年網上有一些假託「鄢烈山」的短文，比我寫得還好。比如，凱迪社區2007-11-25 11:29:09的這篇《人類的國界是自由》。它的最後兩段說：「部落、民族和國家曾經都是人們的家園，但僅且僅有自由才是人們在這一家園創造奇跡的唯一法寶。自由的偉大在於她能超越所有的意識形態，一視同仁地讓相信她信任她接受她的人民、民族或國家，走上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社會興盛的康莊大道。//自由之下皆同胞，自由的天地皆祖國。封閉、排外、狹隘、淺薄、道德敗壞的專制獨裁，才是人類真正的共同的敵人與敵國。以自由為分水嶺區別‘國家’，這樣的一種政治生命體，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範圍有多廣、持續時間又有多長，這是我們今天無法預測的；但我們同樣堅信：以自由為國界是人類必然的政治歸宿。」

這種選擇「自由」，在中國先秦，叫「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合則留，不合則去」；用改革開放之初的話來說，叫「雙向選擇」。南方週末報社在人事管理上，就是踐行這種理念，我在職期間它做得非常之好。

我們南方週末的同仁，都不認同「死忠」的「不事二主」。恰恰相反，南方週末那些年為新聞傳播領域輸送了很多人才。從本集團「21世紀報系」的「高管F4」，到本報系的南方人物週刊正副主編，到社外傳統媒體如《中國新聞週刊》、《財經》，新媒體網易、騰訊和搜狐等網站，都有南周的舊同事做骨幹，這是大家的驕傲。也許說南方報業的「兩南」（南周、南都）是新聞業的「黃埔軍校」，有點誇張，但在紙媒沒衰落的年代，這符合基本事實。

尤其難得是，南方週末的雙向選擇大門從未對任何人關閉，好些舊同事數進數出，大家都覺得很自然。因此，「南周」可以說是同仁的基地和娘家，出去了可以再回來補給，或做再出發的精神休養。這不是用大度、體諒這類詞可以概括的，其中蘊含一種相同的信念，連心橋是共同的新聞理想和追求。假如有誰出去後背離了「南周」人默契的新聞價值觀，相信他也不好意思再回到這個團隊來。如果誰覺得在外面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或者感覺不得志，留下來無趣，要走人那也無可指責。

這裏似乎有必要說一下，當今在傳媒業頗有名望的林楚方。何保勝、盛大林相繼離開後，我要選「時事縱橫」的助理編輯，主編江藝平推薦了林楚方。他此前應該是在天津市紀委工作吧，有志於新聞業，想加盟南周。與江藝平有過電話交談，江藝平感覺他是可造之才，雖然未曾入行傳媒自然也就談不上業績。他興沖沖南下廣州，給我做助手，只試用了一周（也可能是兩周），我就把他「打發」掉了。我對他毫無瞭解，來了之後也沒有時間交談，其實內心直覺不喜歡的是他抽煙，看那門牙煙癮還不小。我後來與馬莉等人共用一個辦公室時，是不客氣地聲明，不歡迎任何人在辦公室內吸煙。

林楚方便到北京求職，入了《華夏時報》，與秋風、柴子文等人成了同事。我看他在那裏寫的專訪，挺有水準的。這沒有可什麼後悔的，當然也不會覺得「玉成」了人家。後來，他有了實績，南周又要進人，他便重新來到廣州。我們見面，沒有覺得有什麼尷尬。他在新聞部做到高級編輯，直到進京辦《看天下》和《壹讀》，憑產品在業界樹立了他的江湖名聲和地位。

三、

這就說到我和南周的緣分了。

我當初離開武漢市青山區政府而「跳槽」到長江日報社（下屬的武漢晚報社），並不是因為青山區的領導對我不好，而是我覺得在報社工作更適合我的性格。

同樣，離開長江日報社，也不是因為長江日報的領導和同事對我不好。相反，長江日報社和部門兩級領導對我超好，他們對我的保護、提攜、優待，屬於可遇不可求那一種。只是我一直嚮往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特別是以其辦報理念吸引我的南方週末。

其實，在我進武漢晚報社之前，我們青山區機關有人到珠海特區報社工作，他回青山區探親時，我就托他聯繫，能不能把我調到珠海特區報去。那時候想到特區去的人「夥矣」，我沒有重頭新聞作品和知名度，一張本科文憑並無什麼優勢，結果可想而知。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之後，我的南下欲望又強烈起來。我曾在《十年夢尋》一文裏，比較詳細地記述了1993年冬天，到廣州試圖與朋友接辦《南方人才市場報》的經歷。那一次，我就見過南周的副主編陳志紅，她說等有了合適的崗位再告訴我。

到1994年冬天，長江日報社已提拔我這個非黨員擔任評論理論部副主任，我的心還是在南方。聽說南周想創辦一份新聞週刊，我便給時任南周主編的游雁淩同志寫信，表達自己南下加盟的意願。他也熱情地回信表示歡迎，但是週刊的刊號迄今20年過去了也沒有批下來。

尋機南下的願望那麼強烈，是因為我對湖北的政治輿論大環境很失望，這是長江日報社乃至武漢市委宣傳部的領導都無能為力的。現在眾所周知，武漢作為張之洞領導下開埠最早的改革開放重鎮之一，鄧小平「南巡」停留的第一站，在20世紀關鍵性的後10年錯失了「中部崛起」良機。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在廣東、在上海得到了回應，唯獨在湖北被當時的省委書記關某封鎖，如夏天的一陣小雨落在某個庭院，很快變得無影無蹤。關某思想的僵化，在湖北搞得怨聲載道，在湖北官場也落得個「孤家寡人」的下場。

1995年8月，我和同事李未熟到深圳參加全國報社讀書版編輯聯誼會。深圳特區報社的湖北老鄉、理論部主任鄧自強，把我介紹給分管評論理論的杜社委，又帶我面見吳社長，吳社長當天表態同意我進特區報社，並痛痛快快地講好了職務和待遇問題。自強說吳社長是第一次對求職人表態這麼快。然而，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南周」。因為選擇深圳特區報，還是評論員的幹活，於我只是收入比在武漢增加了，這不是我南下的初衷。我圖的是，找到一個可以比較自由表達的平臺，而南方週末可以大體滿足我的這一願望或嚮往。它雖然也在黨報旗下，畢竟不是機關報，不需要當傳聲筒，能辦出一點個性和特色來。

1995 年秋南周籌備擴版時，其負責人左方之所以能欣然接納我，當然不是憑私交。調進南周之前，我在武漢先後見過南方日報社分管農村報的副總範以錦、南周的主編游雁淩、副主編徐列，在廣州見過副主編陳志紅，就是沒有見過老左。

老左和南周其他人，以及有權決定是否從外省調進我的南方日報社高層，是通過文章「認識」我的。

這就不能不提到徐列和馬莉。是他倆此前在南周發表了我的一些雜文和評論，給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機會。

馬莉編副刊「芳草地」版，每期有一篇雜文，但多是名家作品。發表我的作品已屬高看，何況比較「偏激」的雜文如《拒絕金庸》之類？我的這篇《拒絕金庸》發表後，在湖北省作協的雜誌《今日名流》上，主編童先生撰文激烈反駁。這也很正常，見仁見智嘛，何況他是金庸迷。但是，不難想像，如果我是投稿給他，他跟我一樣，是不會刊發自己完全不認同的觀點的，除非存心組織一場筆戰。

這個馬莉是個詩人，也寫些「小女人」散文，根本就不關心政治，可能永遠也記不住廣東的省委書記是誰在當。但是，她一向很瞧得起我的稿子，盡可能地採用，直到退休。她是憑直覺取稿。也有可能有她老公朱子慶的影響在裏面。朱子慶是中山大學中文系七八級的畢業生，與我同屆同專業不同校。他是馬莉的「賢內助」，經常幫馬莉選稿編稿。他應該是相當認同我的。這有他在廣東省社科院工作時寫的論文為據，題為《重大主題：一種極限言說策略——鄢烈山雜文片論》(原載《唯實》雜誌2002年第11期)。

徐列則是一個很「另類」的人，他與馬莉一樣，也是在軍隊家屬院裏長大，但你在他身上看不出一點「大院子弟」的狂勁和痞勁。他為人謙和厚道，內心卻頗倔強，堅守自己的價值信念和道德準則，不肯放棄。要說明的是，後一個判斷主要是根據他後來創辦和十年主編《南方人物週刊》的行跡作出的。當時，我來南周之前，他主編一版的欄目「週末茶座」。在那上面發表過我唱反調的文藝評論，批熱門流行歌曲的《哪朝哪代<縴夫的愛>》、《由<小芳>想到美國大兵》。我能調到南周，應該主要得力于徐列的推薦，他是副主編，有較大的發言權嘛。

1995年秋，我已44歲，考慮如果45歲之前再不「跳槽」，在新聞界我就沒有機會了。所以，南周一旦決定了擴版，我就加緊與南周談條件。左方們的擴版計畫是，從翌年（1996年）1月把南周擴到16個版，定位是從文化娛樂報轉型為新聞時事為主打的綜合性週報。《時事縱橫》則放在第二版，就是學《紐約時報》，把「賣觀點」的評論（社論和來論）作為拳頭產品，但考慮到時機還不夠成熟，就先辦成文摘加評點的樣式。我則是時事縱橫版的責任編輯人選；考慮到當時只有個人電腦而尚無新聞業的互聯網，要大量地翻閱報紙選文章，改寫編文章，文字輸入、校對、畫版排版，送審和改校，都是編輯負責到底，給我配一名助手，當時說的是南周某雙學士學位記者加編輯JCH。

老左給我開出的待遇條件是，跨省調動，全家隨遷廣州戶口，報社出錢給我家在附近的楊箕村租兩室一廳的房子，並配家電傢俱，暫住一段，南方日報社有新房分配時再參加分房。我們沒有談行政職務與薪酬。我自願放棄武漢市的那個「副處級」來當普通的責任編輯，這邊也沒有空缺的行管職位給我，這是心照不宣的。老左肯這麼延攬我，薪酬待遇還用自己開口嗎？實際上，我到崗後，雖然只是普通編輯，主編江藝平簽發的每月收入占大頭的獎金，都是與副主編方進玉、徐列一樣多。那年頭工薪不是打卡上，也不保密，是在一張表格上簽名領現金。這個薪酬待遇標準，在我１９９８年被莫明其名免去編委職務，隱名埋姓做編輯時，也沒有改變；直到２００１年５月初，江藝平、錢鋼被調離南周，從南方日報社「空降」的領導班子接管南周，一支筆決定南周員工薪酬的X X，才把我按新招聘的年輕編輯一視同仁地對待。

聽說江西日報社有意要加盟南周的某某，報社提職挽留沒有來。長江日報社也是誠懇地挽留我，並請武漢市委宣傳部分管新聞的張述傳副部長到報社找我談話，他說代表出差的李部長挽留我繼續在長江日報幹。我執意南下（這是我至今對長江日報老領導心懷感激和歉疚的），也不管有無後路。還記得我出發到廣州時，那時還在江岸區委工作的車延高先生，和市委辦公廳的張捷先生，到天河機場為我送行（很慚愧，走了之後，基本與他們斷了聯繫）。

1995年10月16日，我和妻子「慷慨赴義」般地飛到了廣州。那一天徐列和河南籍司機ZZL到白雲機場接我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在出租屋安頓下來，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版面欄目策劃、外出約稿和試刊的工作。南周與南方日報社領導真誠地履行調動承諾。因為跨省的幹部調動要經過廣東省委組織部，1995年冬天年度調動指標已用完，待到翻過年，日報人事處的張科長就帶著去我辦相關手續，1996年3月我的工作關係和一家人的戶籍就從湖北轉到了廣東。

四、

接下來近三年，是我這輩子職業生涯的巔峰，雖然這峰並不怎麼高。

如今盤點我的編輯與寫作歷程，可憐的「業績」，這一輩子值得私心寬慰的，可以提一提的大略有三件，都與南周的平臺有關。

一是做編輯，率先在中國大陸辦起時事評論版。

我在崗期間，南周有個很好的傳統，即充分尊重編輯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在領導和責任編輯就辦報宗旨達成一致後，基本上就是責編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領導平日只在「認稿不認人」的原則下，在「政治正確」和業務水準上把關。領導只管編輯方針和總體設計，單篇只管政治風險和文章品質，責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而最終考評權在年度的讀者投票。左、江及江、錢主持南周那些年，每年開一次業務研討會，根據內外回饋意見和報業發展要求作改進調整。每次年會，在那種用廣告置換的酒店或度假村，從北京、上海、成都各記者站來的同仁，無心觀賞南方的風景，享受南方冬天適宜的氣候，大家暢所欲言，忙著記者與編輯的當面溝通，提出不斷變幻的社會條件下的改版建言，即使開大會發言也是直言不諱。正是在這種同仁辦報般的自由民主開放的小環境裏，南周一批年輕才俊得以各展其長，使南周及其編輯記者在新聞界脫穎而出。

現在央視做編導的何保勝，是我提名從武漢招來的助手，此前他在湖北省文化廳主編一本月刊。我倆編的這個「時事縱橫」版，一是出於對於時事評論的市場需要（讀者需要、社會需要）的感知，二是仿外報的社論加來論版設置，考慮到辦純時評版的時機還不成熟，暫時讓該版帶文摘性。這個編輯方案應該是由老左提議、編委會拍板的，有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本版由「新聞評點」（四五條）、「特別推薦」（較長的報導的摘要加評點）、「學者論壇」和我本人的專欄、「百姓茶坊」五大欄目構成。

後來《百姓茶坊》單獨構成一個版，由徐列同志主編，助手多半時間是中山大學的碩士生、博士生做兼職。初入新聞界的何宜（何三畏）老師也幹過。他進報社不久，去南京出差，不知底裏見了某個不能見的人，還沒有回報社，就被有關部門通知解聘了。何老師（三畏入行新聞界之前在當老師，南周同事除了喊副主編陳明洋為「校長」，互相之間稱「老師」，那是戲謔地模仿進進出出的實習生，見人就喊「老師」）重回南方報業，那是後話。現在做騰訊網副總編李玉霄同學，也在那個版面做過實習生。

《中國青年報》的《青年話題》專版1999年10月1日面世，2002年春《南方都市報》的時評專版誕生，標誌著中國媒體的競爭終於進入「（賣）觀點時代」。如今，都市報、黨報多有時評版乃至評論週刊。但是，說時事評論「凱風自南」，不算過分自戀吧。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陳棟同學，他的博士論文《解碼新時評：中國新聞時評的新發展（1996—200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新時評專欄的產生與批判公共性的有效激發（1996—1998）」，充分肯定了南周「時事縱橫」版那三年的出版，對「新時評」的有效「激發」（發韌）作用。

我做南周編輯，值得引為自豪的是，1996年的學者專欄，請經濟、法律、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人士輪流上場。文化方面我請了當時遠不如後來著名的王小波；1997年給他量身定制了「世說心語」的專欄名，可惜他英年早逝了。稍後，在秦暉教授不能上講臺教授之時，我趁人之危請他開時評專欄，並命名為「秦暉專欄」，這直到前幾年在南方週末都是特例。這點職業成就感，大約也不是什麼媒體的編輯都能享有的。

第二是，作為業餘寫作愛好者，我開心的是，我有機會在南周開專欄（第一年取名「閱報劄記」，後改名「縱橫談」）。每週的選題我自選，只是要在編前的周會上報一下主題，通常沒有異議，包括與本報新聞報導的傾向性唱反調的評論。老左只是說，每週一篇寫不出來時就不要勉強。我理解他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出以公心，一向對稿件品質要求苛刻的他，要求寧缺勿濫；二是出以「私心」，擔心我太累搞垮了身體。編文摘性的時事縱橫版，選稿本身的工作量就很大，我總是站著翻報紙雜誌；那年頭寫評論，找有份量又可以議論的話題和角度，很是焦思傷神，就像毛澤東給「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所寫按語說的，隨時在「窺測方向，以求一逞」。五年後，不讓我給南周寫專欄了，我沒有憤怒，倒有一種解脫的感覺，沒有壓力和焦慮，胃病也好多了。

在寫「縱橫談」的那三年，我發表了一些在當時看來頗有鋒芒的文章。如《「權力資本」》，《「市長經濟」》，《（教育是）誰的「義務」》，從無大陸報紙敢碰的批紅色高棉的《「波爾大哥」，永別了？》等。最有影響的當數批評《中國可以說不》的《粗製濫造的標本》。當時為這本煽動狹隘民族主義的商業炒作爛書叫好的聲音鋪天蓋地，甚至南周頭條也發了基本上是「正面宣傳」它的長篇報導。基於對南周人「雅量」的信任，我才寫了這篇與本報報導「唱反調」的時評。雖然今天看來這篇文章寫得也很粗糙，但我仍然願以此文證明我有過抵制「民族主義」狂潮的光榮。即使在那些可以私人辦報的西方國家，媒體也是有各自的基本立場和傾向的，南周當然不應該以貌似公允的「言論平臺」自居，把自己淹沒在「大聲」喧嘩中，但是給不同意見特別是質疑聲音提供相應的發表園地，也是必要的，是一種自我矯正。南方週末在這一點上是清醒的。我在自己主編的版面上，也發表過性學專家潘綏銘斥責我，對性問題無知而亂開腔的來信。

第三，在南方週末，使我的職業和寫作生涯有了巔峰。

就職業生涯來講，南周的影響力和公信力，使我得到了讀者的厚愛，他們是我的知音。那些年「老左」（大家都叫左方同志「老左」，他也喜歡別人這麼叫，少有人叫他「左老師」，更沒人叫他「左主編」或「左總」，不像現在年紀輕輕的頭頭就喜歡人家叫「老總」）親自選編讀者來信，刊登在報紙的中縫裏。那裏本來是可以登書訊之類小廣告的，老左說與讀者互動更重要。我生病住院中斷了專欄寫作，不少讀者打電話或寫信來編輯部詢問。報社就在中縫裏公告了我是生病住院的消息。雖說讀者的關心和報社的公告，都有政治環境考量在裏面，本人能有一種風向標的意義，那也算是抬愛了。還真有讀者到編輯部來送花送錢，慰問生病的我。

就寫作來講，我的雜文自選集《一個人的經典》（2001年長江文藝出版社），雖然所收的作品多是歷年所寫的雜文，而在南周發表的時評性雜文並不多，但是它能獲得中國作家協會主持評獎的「全國第三屆（2001—2003）魯迅文學獎」，而且是惟一的雜文作品和作者，明顯有初評委、終評委們給我加的「印象分」。我並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也根本不會為獲獎去「公關」，作家評委們認可我，我想，應該與當時南方週末報的影響力有關。許多知名作家從南周上知道了我，對我的文章和觀念表示相當程度的認同；審批獲獎名單的中宣部文藝局的領導也不討厭我（要是中宣部新聞局領導審查獲獎名單，我有沒戲就難說了）。這個獎在文學史上雖不能證明什麼，但在社會學意義上，至少證明我不像個別人想像的那麼可惡，那麼不得人心。

獲這個魯獎，是在2004年，其時我在南周已隱名埋姓6年。意外獲得的這個官方的獎項，對我有政治上的庇護意義。獲獎後， 本省的主要報紙如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和深圳的晶報，上海的文匯報，都對我有專訪。此後不久，我就可以在南周露面，光明正大做評論版「自由談」的責任編輯了。在南周上發文章也不再有政治性障礙。

五、

下面就講我是怎樣在南周「賴」了13年，「賴」到退休的。

1998年10月，經李孟昱社長特批，我回武漢同濟醫院做脾臟切除手術，以消除血小板長期超低帶來的大出血風險。術後刀口一結疤，我就想回報社，繼續寫我的時評專欄。報社派到武漢看望我的副主編李益倫同志捎信說，不必急著回來，在武漢多療養些時吧。後來才知道，就在我被醫生動手術的同時，南方週末報社也被動了「手術」。是北京某部大員到廣東來發的指示，不要再返聘左方，同時將新聞部主任沈某、寫《縱橫談》的鄢某和《消費者》版的責編曹某，清理出南方週末。正好這時成立了南方日報出版社。江藝平本是南方日報社社委兼南周主編，她代表社委會徵詢我的意見，問我願不願意到出版社去做副總編輯，這應該是李孟昱社長的意思。我表示對出版業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入行，我是沖著《南方週末》才南下的。李社長最終拍板讓我隱名埋姓繼續在《南方週末》工作，編「時事縱橫」版，化名寫《縱橫談》，該幹什麼照幹什麼，但對外稱我已調到出版社。

我究竟犯了什麼錯？到今天也沒有人告訴我。

從1996年1月起到1998年10月，不論是編版面，還是寫個人專欄，經我手的文章，沒有一篇踩了政治紅線要南周領導寫檢討的，但是中宣部新聞局閱評組當時聘的那兩個老同志，憑政治嗅覺就是討厭我。我知道他們是誰，因為我們那時還可以看到中宣部閱評簡報原件，有大紅印章，也有閱評意見撰稿人的姓名；我也知道一些他們的光榮史。有對我編版面的閱評件，但並非嚴厲批評那種，只是摘要性地簡報，說南周近期發表了一個什麼樣的觀點。

稿件之外，在那個年代，我非常地謹慎。一是不給境外報刊撰稿。南下之前我在香港《大公報》發表過不少雜文，因為眾所周知它是中資背景，相當於《光明日報》香港版（《文匯報》的地位則相當於《人民日報》香港版）。南下後主要是沒有時間給它寫了。1997年在香港出過一本書叫《鋼絲上的中國》，但裏面全是在中國大陸報刊發表過的作品。此書是老作家梅娘的女兒柳青，嫁到加拿大之後，在這個加國註冊的出版社做編輯。她回京時約稿，求是雜誌社的牧惠老師向她推薦了我。牧惠老師政治經驗豐富，我相信他不會害了我。

二是我盡可能不與外媒和西方國家外交官接觸。記得有個美國記者從香港來，要採訪我，我謝絕了；他一定要見個面，我便讓身為中共黨員的同事朱強陪我，與他一起喝茶。我發表批反美反日的《中國可以說不》的評論之後，美國駐廣州總領館的秘書多次打電話，說領事要約我見個面，我都回絕了。（我生怕節外生枝，以致美國佬再也不想理我，雖然美國國務院邀請了那麼多中國媒體人訪美，南周有點職務和影響力的人都被邀請過，多人多次向美方推薦邀請我，迄今我受邀或自費到過五大洲，還沒有去過美國呢。）

這麼小心火燭也沒用，人家不管這些，就是討厭你，用魯迅的話說，這就叫犯了「討厭罪」。1998年底起，我就用化名在南周編版和寫「縱橫談」專欄。專欄作者化名「劉友德」、「余衛國」、「張明來」等。化名沒有什麼含義，因為我奶奶姓劉，我爸爸姓余，我媽媽姓張。我的本意，就是想把假姓名搞得像真的一般，而不要一看就是假名。

但是，還是瞞不過閱評組劉祖禹同志的嗅覺。那是2001年的某一天，集團的總編輯范以錦同志從北京回來講，劉祖禹同志問了，這寫《縱橫談》的「劉友德」，文風怎麼跟鄢烈山一樣？你就乾脆不要寫專欄了。於是，那個版的責任編輯署名也由「劉友德」變成了「柳雨燈」。後一個化名，與劉心武同志錯記在自己名下的那句「江湖夜雨十年燈」的宋詩，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劉友德」的首字母是lyd ，責任編輯要另化名時，我不想換版面上的投稿電郵，就改用「柳雨燈」，以其首字母相同也。

且說2001年五一節，錢鋼與我、剛來的新人何雪峰等，去新會參觀梁啟超故居和「小島天堂」回城，就聽到宣佈，江藝平和錢鋼必須調離南方週末報社。這是一次對南周的「斬首」行動。從南方日報社「空降」的領導班子接管南周後，我的處境明顯惡化。

工薪待遇被降到新聘編輯的水準，這是一個方面。這個問題兩年半後得到解決。 那是2003年冬天，南周在珠海開年會，我忍無可忍在全體採編人員會上說，我參加工作數十年，南周的現任領導是對我最刻薄的。這時，張東明同志已從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調入南方報業集團，任集團副總兼南周總編，但他平時專心於審稿和政治把關，並不過問編輯記者的收入分配。隨後，編委會研究薪酬待遇問題，副主編徐列和陳明洋等人表示，根本不知道老鄢的薪酬被降到這麼低！張東明同志主持的編委會決定，從現在起，給老鄢和資深記者郭國松兩人副科級（即部門副主任待遇），從2004年起建立職稱薪酬系列，內部評的職稱薪金在每月的薪酬中占重要部分，老鄢是高級編輯裏的最高檔。

另一方面，政治環境還是很壓抑。錢鋼主持的香港大學「中國新聞研究中心」專案，2003年和2004年初，兩次邀請我去做三個月的訪問學者，在集團都未獲批。那一段時間我產生了離開南方週末之意。中國政法大學有相當發言權的李煒光教授，新聞傳播界知名學者展江教授，有意引薦我進北京的高校新聞系任教。最終，因為我對教新聞評論沒有熱情，特別是2004年秋天，中國作協評的魯迅文學獎公佈後，我的政治處境開始改善，此後不久我就可以在南周上用真名編版，進高校的心更冷了。生活回到編報寫短文的舊軌，繼續在南周「賴」下去。

對於我「賴」在南周，除了X X同志，各方領導都表現了善意。張東明同志從省宣「空降」南方報業分管南周，自然就知道了我是被先後任社長的李孟昱、範以錦包庇留在南周，他沒有提出異議。坦率地說，看起來，他與南周編輯記者的辦報理念差異很大，但是能夠在一定範圍內相互妥協。我理解，他就是奉命來整頓南周，撥正「導向」的。他的嚴把關是職務行為，這是國情和南周的黨報子報「報情」決定的。他審我的稿，要換便換吧，無非我的工作量大一點，多準備一點稿，但是稿件的基本品質沒有變化，無非有的尖銳一點，有的軟性一點，內含的價值觀沒有大不同。我想，這就是南周的領導人走馬燈般地更換，南周還能保持其品質，離辦報初衷不遠的緣故：它的編輯記者，多年來曾是來自全國的有新聞理想、奉行新聞專業主義的人們。

10年前的事，我還清楚地記得，張東明同志的辦公室在報業大樓的4樓，我們編輯部在12樓。與我同一個辦公室，編另一塊言論版的小夥子柴子文（吳海剛），有時稿件被老張抽掉了，他便氣昂昂地說，我下樓去，找張總商榷一下。他就真去了。有時張總也能接受，那就把那段刪了，這段改一改。我這個老油條心想，這小子初生牛犢不畏虎，「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也罷，「現在世界上到底誰怕誰」呀；可憐老張，在省委機關哪見過這樣子的下級！看來，老左、江藝平人不在南周了，民主辦報的遺毒還沒有肅清呢。哦，如今，柴子文作為「優（秀人）才」早就從業香港，老張做了南方日報社長和報業集團總編輯，算是各得其所了。

2007年，我在廣東省已恢復了上世紀曾有的名譽。那一年的8月13日，羊城晚報和金羊網以《「嶺南文化名人」產生60候選人》為題報導：「經過讀者和專業人士的推薦，由羊城晚報社、廣東省文聯、廣東省作協主辦，廣東省文化協會協辦的‘讀者喜愛的當代嶺南文化名人50家’候選人今天公佈（名單附後）。」這60個候選人裏就有我的姓名。雖然最後產生的50人裏沒有我，這也體現了廣東文化界和廣東讀者對我濃濃的善意，甚至偏愛。我怎麼配跟紅線女、潘鶴乃至劉斯奮、陳小奇這些當代嶺南文化名人比肩而立呢？

2007年是哪一季我忘了，集團社委文建明同志重掌南方週末，他提議讓我做總編助理（當然要經過集團領導和南周編委會同意），幫他對評論和副刊的版面終審，嚴格把關。因為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人接手我編「自由談」，直到2008年春節過完我才開始做「總編助理」。於是，有人在網上罵我從「焦大」變成了「猶大」，並言之鑿鑿地說我月薪3萬了。這些鬼話我可以不理睬，月薪被降了百餘元卻是不能忍受的，我覺得這是羞辱，便找管薪酬的X X同志說：你有沒有搞錯，這個總編助理不是我要幹的喲。於是，恢復了做高級編輯時的月薪，據說比部門主任高一點點，但比高級編輯年終獎多一些。不好意思，這種破事也值得寫進來嗎？應該值得，可見哪個單位都是一個小社會，可能遇到各色各樣的人，你再與世無爭也不可能討所有的人喜歡，也可見新聞理念是否相同並不決定一切。

然後呢，我就一直在南周「賴」到2011年底退休。老實說，後來有兩三年，我在南周就是混飯吃。幹總編助理沒多久，集團成立「兩南」審讀組，加強把一道關，派了南方日報社兩個老同志幫助南周審稿，他們工作認真負責，我就成了一個擺設：既然我說可以「通過」毫無意義，那麼我何必斃稿刪稿討人嫌？所以，我就回到了語文老師的角色，只改錯別字和語法修辭。那是校對的活。我純屬多餘的人。一方面我慚愧白拿高薪，一方面也慶倖不用人格分裂，站在新聞審查官的視角看待同仁的稿件。

退休之後的事就不提了，且以我在2011年南周年會上，告別同事們時，講過的一句話作結：要退休了，終於可以說，我這一輩子，可以欣慰地對自己說，從業這麼多年，基本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尊嚴。大意如此，我講話包括在大學演講，從不打草稿，因為不覺得自己講的話有多麼重要。據說，一些年輕同事，為我那這句話很感動。

不論今後的南周會變成什麼樣子，甚至還能不能存在，它的前30年都是歷史，南周註定要寫進中國新聞史。我衷心地祝福它，祝福中國的新聞人，祝福那些追尋真相和真知的海內外讀者！（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