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軍教頭／「輸世界文明於國內」的艱辛－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始末

引子：前途未知的征程

1912年，吳玉章等發起組織發起組織留法儉學會，是以「輸世界文明於國內」為口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近兩千中國青年滿懷熱情地投身於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然而到達法國後不久，嚴酷的現實讓學生們的夢想破滅。他們很快發現，在當地工廠找到工作，進入學校，實現半工半讀計畫遠不是想像的那麼容易。

陷入困境的學生們希望得到法華教育會和中國政府駐法國公使館經濟上的支持，也為此進行了鬥爭，但收效甚微。

在經濟蕭條，就業艱難，而許多學生語言能力又有限的的情況下，勤工儉學是否能繼續下去，在同學們中發生了爭論。失業的壓力和工廠繁重工作，讓學生們親身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殘酷。許多學生在思想上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靠攏。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的共產主義小組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

緣起：理想的召喚

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是無政府主義者，相信在進步社會中，公民應該既有勞動技能，又有文化知識。早在辛亥革命前，李石曾就醉心勤工儉學實驗。1908年，他在巴黎郊區開辦豆腐工廠，從河北家鄉招來一批工人，並為這些工人開辦學校，讓他們邊勞動邊學文化。

1912年，李石曾和蔡元培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在隨後的兩年間，留法勤工儉學會把100多勤工儉學生送到了法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人於1916年在巴黎建立法華教育會時，把培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公民作為了目標。他們為歐洲的華人勞工開辦學校，教他們讀書認字，傳授文化知識。這些華工是英法等同盟國為解決戰時勞動力的不足，從中國山東招募來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華教育會爭取到法國政府的支持，開始大規模從中國各省招募青年來法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從1919年到1921年近三年間先後有1600多人陸續前往法國。

當時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興起，許多年輕人受新文化運動影響，思想活躍，關心國家的未來。他們對各種新知識新思想充滿熱情，嚮往科學和民主，而且都有提高自身科學文化水準的願望。

但是並非每個年輕人的家庭都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供他們接受新學教育，特別是海外的教育。去法國勤工儉學為這些年輕人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正如李富春所說，「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國經過勤工達到升學的目的，便想盡辦法奔向這條路上來。」

然而，參加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也並非全部來自貧寒家庭，而是包括各種家庭背景的人。既有社會階層的不同，也有文化程度的不同，有的只接受過舊式教育，有的接受過新式教育，文化程度也參差不齊。

多數參加者在國內是學生，但也有在學校擔任過教師甚至校長的。學生們來自全國各省，以南方省份居多。學生中有男有女。年齡也十分懸殊，小的只有十多歲，大的有四五十歲。

當時社會各界對赴法留學青年十分看重，每批學生們出發前，報紙都有報導，地方政府或教育團體還組織歡送活動。

不管是何種年齡，何種背景的留學生，在前往法國的途中，都對即將到來的新生活充滿熱情。在從中國到法國漫長的航途中，十分的艱苦。然而，長途航行的疲憊，下等艙惡劣的環境，都沒能改變他們的決心。他們中許多人在上船時還是陌生人，但在旅途中卻經常聚集在狹窄的艙底或甲板上，興致勃勃地交換對政治形勢和各種流行的社會思潮的看法。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法國勤工儉學運動是在一個十分不利的時間點上開展的。當大批中國學生到達法國時，學生們看到的景象和先前的想像有巨大的落差。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蕭條正在法國和整個歐洲蔓延。法國許多工廠都處於困境，有的正在裁員，有的已經停產或者關閉。

勤工儉學的計畫是讓中國學生用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勞動，用從工廠賺到的工錢支付去學校學習的費用。然而經濟蕭條時期的失業潮使得法國工人都大量失業，中國學生就更難找到工作了。

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學業自然也就談不上。1919年底，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已有數百人，當時的情況相對較好一些，但已有不少人沒找到工作。到了1920年，蕭條更加明顯，卻有更大批的中國學生湧入。到20年底，人數已到1600多人。據當時的留法學生之一，開國後成為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劉伯堅將軍說，在這1600多人中，找到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

另一位中共領導人，當時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之一的何長工，也對當時的狀況記憶深刻，他說：「到達法國後，勤工儉學學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找工作。因為有了工作，才能生活，也才有可能把節省下來的錢作為學費。但是當時法國本國失業工人就有二十多萬。所以，我們這些新來的外國人，要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工作難找是許多學生無法在法國半工半讀的原因，李璜就認為，更重要的要原因是法華教育會領導們不切實際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的混亂，以及學生自身的問題。

李璜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人物，是國家主義者和中國青年党創始人之一，20年代初在法國求學。他本人並非勤工儉學學生，但受吳稚暉的委託，參與了幫助來法新生在法安頓的工作，1919年後多批來法學生都由他接船，所以他對在法國勤工儉學生的情況比較熟悉。

聶榮臻1920年初到達法國時，也是李璜接待的。多年後，聶還記得李璜，他在回憶錄裡寫道，當他們的輪船到達馬賽後，「法華教育會派李璜從巴黎來接我們。李璜到法國時間比較早，法語講得很流利。」

在李璜看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在許多問題和困難都沒有考慮周全的情況下，由幾個懷有無政府主義理想的人物盲目地推動，以至於二三年間，就有近兩千學生湧向歐洲。大量學生的湧入看似熱鬧，但許多學生「既不能工，又不能學」，所以一到法國就立刻陷入困境。一方面，這些學生多數體質不佳，無法和一戰時來歐洲的華工相比，多數勝任不了法國工廠繁重的體力勞動。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學生只在國內受過短短幾個月的法語訓練，水準還遠遠達不到聽課的程度，並不能勝任正常的學習。

聶榮臻的回憶錄也對當時的情況提供了不一樣的描述。他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在法國進過許多家工廠，當時法國就業比較容易，做工的機會很多，但我們這些人大多只能做些粗活，有時也幹些簡單的技術工作」。

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常常給天津的《益世報》寫通訊。他在一篇通訊裡這樣描述留學生們的處境：「留法勤工儉學生求生不易，勤工無力，儉學尚未可能，蓋入於窮途末日之境。」

也有人認為，語言不是問題，找不到工作不是問題，關鍵還是缺錢。鄭超齡就說，假若學生們在法國呆足夠長的時間，他們定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法語水準，最終完成學業。同時，中國學生生活勤儉，加上當時法郎貶值，按當時的估計，只要每年有300銀元，即便不打工，大多數中國學生都能夠在法國繼續學業。可問題是，找不到工作，或工作過於繁重而無法勝任，許多學生並沒有辦法弄到這300銀元。

留法學生中，雖然統稱勤工儉學生，其中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就學生留學的經費來源，大體而言，有三種情況：公費生，半公半自費生，和自費生。其中公費生和半公半自費生人數上要少於完全的自費生。公費的意思是學生的經費由學生所來自的省份的地方政府提供。

公費生在法國留學期間基本上有保障，而後兩種學生，特別是完全的自費生就必須靠打工才能繼續學業。公費生和半公半私學生大多來自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比如軍閥陳炯明就支持學生去法國留學。他要其治下確保每個赴法學生獲得600元經費，其中學生自籌300元，另外300元由學生所在地的縣政府籌集。

自費生多來內地省份，其中尤以四川和湖南兩省最多。他們出發前，家裡或親戚會支持一些錢，但也僅夠路費。據來自湖南的李富春說，他父親從親戚哪裡籌集了250元路費，他才得以成行。

自費生到達法國後，無法脫產學習，需要工作一段時間，攢足學費，然後才去學校學習。錢用完了，再工作一段時間，再去學習。

可以說，自費生是真正的勤工儉學者。靠自己的勞動供給自己上學，正是吳稚暉，李石曾等勤工儉學發起者的初衷。

有些自費生，像趙世炎，聶榮臻，李富春，王若飛，何長工等人，找到了工作。但是許多人沒有那樣的運氣，長時間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很快失業。在經濟蕭條襲來時，首先陷入困境的正是這群自費學生，和法華教育學會起衝突的也正是這群學生。

鑒於法國艱難，也有學生轉投他國。當時比利時的沙羅瓦城辦了一所勞動大學，費用較低，又是工科，對中國學生很有吸引裡，好些學生，包括劉伯堅，聶榮臻等都先後去了那裡。

混亂：先天不足的後果

學生們多是由於法華教育會的鼓動才參加了來法勤工儉學。現在沒有工作，處於困境的學生們有上當受騙的感覺，對法華教育會的怨憤在他們中間迅速散佈開來。

到了1920年的下半年，當學生們沒有了經濟來源時，這種怨憤情緒越加強烈。他們認為法華教育會負有為他們找工作，聯繫學校的的責任。如果不能給他們找到工作，那教育會就應該解決他們的住宿和吃飯問題。

法華教育會的確也給學生們提供了幫助。協會每天給每個學生髮5個法郎維持生活。可是法國的經濟蕭條時間長達兩三年，很快教育會也沒有錢救助學生。許多不滿的學生湧到教育會，強行住進教育會大樓。房間住滿後，新來的人在就在教育會外面搭帳篷居住。教育會被迫給他們提供飯食。

法華教育會也沒有能力救助越來越多的失業學生。1921年1月，最終停止了對學生的資助，而且宣佈和學生們斷絕關係。

學生們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代表去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駐法公使陳籙，駐巴黎總領事廖世功，法華教育會會長蔡元培，留歐學生監督高魯聯名發出通電，請求北京政府給與在歐勤工儉學生資助，使其能夠完成學業。

北京政府回復說，政府也正遭遇財政困難，沒有錢資助，然已電令各省設法救濟。2月16日，北京政府又致電陳籙，對陷入困境之學生，凡願意回國而無論購票者，可代購船票，遣送回國。

陳籙立即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善後委員會」，並以駐法公使名義宣佈，凡願意回國者，在3月1號前向善後委員會函報，逾期不報者視為有能力自給，以後在經濟等各方面不得再有何種要求。

學生們對北京政府的回復十分不滿。在外省的同學得到消息後，派代表來巴黎和巴黎同學商議怎麼辦。商議的結果是拒絕在這時回國，繼續請願。

拒絕回國就意味著繼續抗爭，然而外省學生代表們沒有經濟能力在巴黎常住，幾天後。他們給巴黎同學留了一封表示囊空如洗，無以為繼的表白信後，相繼離開了巴黎。

就在學生們極端憤怒與失望的時候，忽然傳出一個消息。國內一家報刊報導說國內一些團體為處於困境的留法學生募捐了三百多萬法郎。可是這筆前當時並沒分發給學生。

2曰2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帶領學生湧向中國駐法國巴黎領事館質問，而領事陳籙不能給出一個清晰的答覆。他先是否定有這筆錢，當學生們拿出國內報紙作證時，他又承認有這筆錢。然後又解釋說寄出的錢還沒全部達到，而且哪些學生有資格獲得資助還需要落實，每個學生能分到多少也需要時間計算。

憤怒的學生感到被法華教育會和北京政府拋棄，擁擠進領事館，大聲抗議，不願離去。法國員警趕到，驅散了人群，並把十多位學生代表拘留了十多個小時。後來在法國華人僑界壓力下，法華教育會同意延長三個月給每位學生發放5法郎，並繼續幫助失業學生找工作，事件才平息下來。

然而處於困境的學生在得到安撫後才幾個月，另一個事件又挑逗起了他們的憤怒情緒。事情起因於對一筆鉅款的處理方式。

1921年，中法兩國政府交涉後，法國政府同意退出一部分庚子賠款，在法國建立一所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的大學，即後來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學。這件事從頭到尾由吳稚暉策劃。除了庚子賠款，吳本人還回國分別從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募集到了一些錢。

倘若大學主要招收已經在法國的學生，會顯得比較符合情理，但吳卻決定從國內另招一批學生來法。這種不顧及在法陷入困境學生的的做法，再次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怒。

九月十七日，留法勤工儉學生舉行代表大會，通過了「以開放里昂大學為惟一目標的決定」。三天后，趙世炎、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率領一百二十五人組成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先發隊」，分別從巴黎、克魯鄒、蒙達尼等地趕到里昂，進駐中法大學，要求入校讀書。

但是，校方事前已有準備，經駐法公使館通知法國當局，法國警察局派來幾百名員警將學生包圍，並把他們押送到一座兵營內囚禁了二十多天。

十月十三日，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一百四人被武裝員警押送出境，遣返中國；趙世炎在同學們的掩護下逃脫，跑到法國北部靠近比利時的地方做苦工。

吳稚暉為什麼要從國內招收學生，而不接納已經在法陷入困境的勤工儉學學生呢？在法的學生認為，吳是要招收富家子弟入學。在參加這次抗爭的學生們後來的一些回憶錄裡，都提到這個看法。可是從中法大學學生們的回憶錄看，學校的招生都是在國內報紙上發招生通知，應招的學生都是經過考核才錄取的。

吳本人對此決定的辯解是，已經在法的學生大部分法語水準不夠，這個項目既然是中法兩國官方商定的專案，就應該招收一些夠格的學生，才對法方有個好的交代。的確，誠如吳所說，來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大部分法語程度較低，來法前只上過一年的預備班。

資源有限，就很難做到對各方面都公平的分配，而且公平的標準也有爭議。比如，當國內捐款到達法國後，按理說，這筆款子應該幫助處於困境的在法學生，可是法華教育會卻將這筆錢拿來主要資助廣東學生，而非川湖學生。然而廣東學生大多是官費或半官費生，情況本來就普遍比自費為主的川湖學生好得多。

對於學生的質問，教育會的解釋是，這筆錢大部來自廣東軍閥的捐款，自然應該首先發給廣東學生。這樣的分配足見教育會把對所謂公平的關注，超過了對出於困境學生的同情和援助。

在資助勤工儉學學生的問題上，最應該譴責的是國內的軍閥們。當時名義上北洋政府代表全國，各省政權卻實際控制在本省軍閥的手中。這些地方軍閥在勤工儉學運動初期的確為一部分學生提供過路費，但當學生們到達法國後陷入困境時，許多省份的軍閥們都無動於衷，他們寧願把地方的稅收用來擴充軍力，以便和其他軍閥搶佔地盤，也不願把錢用在接濟學生上。

還有，留法學生們在陷入困境後，是否向自己的家庭求助了呢？在當時，但凡能夠讀完中小學的學生，家庭都不會太貧窮，多少有些能力為學生提供一些資助。可是不少學生寧願挨餓，和學會進行無望的爭執，也不願向家裡求助。原因何在？

李璜對此做過調查，他發現這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庭，原本就不太同意學生來法，學生是在和家庭的對抗中離家的。在遇到困難時，學生出於面子或尊嚴而不願向家裡求助。李璜說他通過李佶人瞭解到學生的顧慮後，就代筆給一些學生家裡寫信。效果似乎不錯，有些學生家庭真的寄來了資助。

鬥爭：初涉政治的味道

同處困境的學生，產生了相互依賴的感覺。在巴黎做工的同學，散居四處，各自謀生，但嚴酷的形勢漸漸使大家意識到需要組織。何長工說，「勤工儉學各闖各的路不是辦法。要共同某生存，特別在政治上要有出路，感到這是至關重要的，比眼下的黃油和麵包還重要。」

這種困難時需要組織的心理，正是各種思潮的團體在巴黎學生們中間流行起來的原因。其中最大的團體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團體。

在認為勤工儉學不可能的南部外省學生中，把自己的困境看成不僅是不守承諾的教育會和沒有同情心的領事館造成的，更是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後果。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在學生們中，特別是川湘學生中，最有市場。

不少學生們在來到法國以前，就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在中國知識屆普遍存在著對西方列強國家的失望情緒，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不明白為啥自己把西方當先生，而這個先生總是欺負學生。

俄國十月革命很快就對中國知識界造成了震撼。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年輕人中很有影響。赴法的青年學生中，在赴法前，有些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比如新民學會的蔡和森，向警予，中國少年學會的趙世炎等等都是。

湖南勤工儉學生何長工，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讀赴法預備班時，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和其他一些同學，還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

也有些學生是在到達法國後才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當時法國工人中社會主義思想流行，在工廠做工的學生容易受到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法國工友的影響。他們還目睹了1920年發生的法國工人和員警在五一節的衝突，對戰後法國的社會矛盾有了切生的體會。同時，學生們能接觸到法國共產黨主辦的「人道報」和一些法文的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小冊子。

在學生們做工的工廠，許多法國工友是法國共產黨黨員或共青團員，他們對學生們也有影響。在進入法國學校後，中國學生也可能接觸到法國共產黨人。例如，何長工在離開雷洛工廠後，去了聖雪爾旺省的聖雪爾望學校，該校的校長和副校長是法共黨員，他們倆都對何有很深的影響。

但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年輕人中的流行，主要還是國內馬克思主義發展在國外的延伸，其源頭是上海和北京，而非如李璜等人所懷疑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歐直接插手和影響學生。

在巴黎領頭抗議的學生中，許多人在國內就是學潮的領導人，參加了不同的激進社團。而趙世炎，蔡和森等人則在國內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趙世炎和李大釗的關係一直很緊密。出國前，通過李大釗的介紹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他到法國半工半讀，也受到李大釗的贊助。

但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和加入共產黨畢竟不是一回事。真正在留法學生中把馬克思主義信仰落實成組織形式的是張申府。然而，一些在法國入黨的中共領導人，如李維漢，聶榮臻，何長工等，在他們後來的回憶錄中，卻都沒有提到這個人。

張申府是一個學者，北大教授，原名張松年。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其資歷幾乎等同陳獨秀和李大釗，但是他的學者特質，對哲學和數理邏輯的愛好，讓他覺得馬克思主義更像是一種把玩的學問，而非嚴肅的信仰。他把共產黨看成一種有共同興趣者的俱樂部，而非有嚴密紀律的列寧式組織。

1921年初，他作為北大的教授被派往法國教書。陳獨秀委託他順便給早期的中共物色黨員。

早期的中共的入黨程式的確有點像個俱樂部，新成員的加入並沒有嚴格的程式。只需本人同意，介紹人寫信通知國內黨組織即可。張在法國發展的最早的黨員是周恩來。

他和周恩來，趙世炎，陳功陪，及他本人的妻子劉清揚，組成了中共在歐洲的五人小組。五人中只有趙世炎入黨不是他發展的，是通過國內別的關係。

這五人發展的黨員最初多在巴黎地區。馬克思主義在川湘學生集中的南部地區有另外的來源。南部學生中突出的激進分子包括蔡和森。在國內時，蔡和毛澤東一道是湖南新民學會的骨幹成員。他和其他一些來法的新民學會成員在歐洲繼續活動。

1920年7月初，在法國南部的二十多名新民學會成員，在蒙達尼公學開會，討論如何改造中國和世界。蔡和森認為世界的未來是共產主義，中國應該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組建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肖子升、李維漢等人卻主張採取溫和的手段，「以教育為革命的工具」。雙方爭執不小，後來蔡提議雙方各自寫信把自己的看法告知毛澤東等國內的新民學會成員，聽聽他們的意見。

毛澤東接到信後，表示完全支援蔡的意見，組建共產黨和實行俄國式的革命。毛在回信中說：「我於子升和笙（李維漢）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然而蔡和森在法國期間一直不是中共黨員。他在1921年底被遣送會國後才加入共產黨。

蔡和森這類南部學生雖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1921年的2曰28日事件後卻和在巴黎的趙世炎等同樣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學生們發生了分歧。2月28日鬥爭的骨幹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等認為，要革命就要學習，靠勤工儉學不可能，應該爭取中國政府給學生津貼以解決入學問題；他們成立了公學世界社，宣傳自己的主張。

而在巴黎等地工廠的趙世炎、李立三、陳公培、劉伯堅等人發起組織了勞動學會。勞動學會同工學世界社的觀點形成對立。勞動學會認為，不應該宣佈勤工儉學不可能，而是應動員國內貧苦學生繼續來法以接受新思想。同時，在法國有這麼多華工，應該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為將來革命準備幹部。

為鼓勵大家繼續勤工儉學，趙世炎，李立三，給各地同學寫信，要大家堅持下去，認為找不到工作只是暫時現象。

這些信件得到了不少積極的回應，其中尤以徐特立的回信最有勵志作用。徐當時已經接近五十歲，在南部一家工廠做工，倘若他能堅持下來，其他年輕人為何不能呢？

在這些人中，劉伯堅的情況與他人不同，他是公費生，每月按時到公使館內的法華教育會領取生活費，可以專心讀書，沒有真正勤工儉學的經歷，所以，他鼓吹勤工儉學是可能的並沒有多少說服力。

趙世炎等人對抗議學生的反對，不贊成學生鬧事的態度，在當時引起了一些懷疑。有流言說趙世炎和李立三等勞動協會成員被北京政府收買了。

唯一的「證據」是當時北京政府派來的一位部長和勞動協會裡的一些成員，如王若飛等，是貴州同鄉。後來一位涉及流言的勞動協會成員自殺了，據說趙世炎也差點因此自殺。

其實趙等人的反對恐怕和巴黎的中共五人小組有關係。勞動學會的建立應該也和五人小組有關。在醞釀成立學會時，原本打算叫「共產主義同盟會」，但是意見有分歧，一些打算參加的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才改名叫勞動學會。

張申府和五人小組認為抗議的學生太過激進。張本人在法國時沒有經濟上的困難，生活悠閒。沒有生計上的擔心，對學生的困境缺乏同情。

周恩來名義上是勤工儉學生，但做工的時間並不多。據何長工回憶，有段時間，周恩來也來到雷洛工廠，但多半時間從事社會活動，考察工人運動和研究馬克思主義。

1921年三月份，趙世炎、李立三等認為勤工儉學可以繼續下去的學生們在巴黎組織「勤工儉學學會」。成立時就有七、八十人填表參加，包括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等。很快發展到兩百多人。

學會的骨幹依舊是趙世炎等人早前組織的「勞動學會」。而學會的領導機構，勤工儉學委員會也是趙世炎，李立三等勞動協會的領導人。

公學世界會和勞動學會經常發生論戰，公學世界會的同學1921年1日在《旅歐週刊》發表了《蒙達尼勤工儉學同人意見書》，宣告勤工儉學已經破產，號召同學們行動起來爭生存和求學的權利。

而勞動協會的李立三也立刻在《旅歐週刊》發文反駁蒙達尼學生的意見書，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克服困難，努力找工作做，堅持勤工儉學。劉伯堅也發表文章，認為勤工儉學運動促進了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的聯合。

尾聲：新潮流的到來

1922年佔領中法大學的行動是學生們困境的高點，在這之後情況開始好轉。一方面，1922年後，法國經濟開始好轉，學生們找工作相對容易了，一些意志堅定者可以繼續學業。另一方面，中法大學的建立事實上改變了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的模式。在這之後以勤工儉學名義來法的中國學生大都進入這所學校學習。原來那種由法華教學會介紹工作和學校的模式基本結束。

困境最深而嚴重不滿的學生或自願回國，或被強行遣送回國。也有一些語言程度較好的轉入了中法大學。

同時，另一條新出路的出現，對在法國的中國勤工儉學生具有很大吸引力，那就是轉移到蘇俄的東方大學去讀書，哪裡政治環境雖然嚴酷，卻不存在經濟的問題。許多學生因此離開法國，前往了蘇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進入尾聲。

二十世紀這場勤工儉學活動在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有人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許多自由主義者有留學英美的經歷，而許多共產主義者有留學法國的經歷。的確如此，留法勤工儉學生很多人後來成為了中共高級軍政幹部，他們多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成為共產主義者的。 （作者：禁軍教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