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一世龍──劉世龍與「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

2018年是侵華日軍對於重慶、成都實施大轟炸八十周年。全世界記得這件事的人並不多，我之所以能想起，是因為一個學者的身影總離不開我的感應。這個人就是劉世龍。

都說溫哥華藏龍伏虎，形形色色人群中總期待分辨出真正的「人物」。許多年下來，與劉世龍也算是一個相交甚深的老友了。我是蝸居不動，懶得出遠門，但世龍兄卻多年在大洋兩岸來回奔走，一開始只知他是教務在身，任教四川大學的歷史課程，辛苦得就像當年出門考舉人的秀才那副瘦骨嶙峋的模樣了。他不喜吹自己，天大的事也像與己無關似的。後來，從中國和日本等國媒體有關日本侵華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和「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新聞中，看到有他的名字，不禁肅然起敬，感覺這個書生有他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但每次他總來去匆匆，來不及深談便又消失在大洋彼岸了。我有時會開玩笑，說你這龍是「潛龍啊」。沒想到，這話後來真有幾分成真。

最近，因為他在四川大學的教務有了一段了結，在溫哥華的日子多了些，許多事便更多地進行了瞭解。

劉世龍1955年生於四川重慶。他於1994年赴日本留學,，師從國際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田三朗教授和橫山英教授，並於2000年12月畢業於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獲得文學博士學位。2004年從日本回國後，他擔任了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他還擔任過日本廣島大學客座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並曾多次應邀到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訪問、講學和參加學術研討會。

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耐人尋思的現象，就是不少著名的愛國人士或革命家或文化人，都先後在日本留過學，如陳獨秀、魯迅、廖仲愷、李大釗、郭沬若、周恩來等。劉世龍在日本學研十餘年，對日本有較多的瞭解，加上作為一個學者的本能，即源於知識人（他認為這個詞的意思比“知識份子”好）在抗拒歷史遺忘上的本能，他在一個雖說是偶然卻應該是必然的機遇中，投身到了重慶大轟炸、成都大轟炸和樂山、自貢及松潘等地被轟炸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的索賠訴訟鬥爭中。由於一系列明顯的原因，中國人在日本進行這方面的訴訟，其難以勝訴幾乎是可以預料到的。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自始就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中。

當筆者向劉世龍詢問他所做的這些事情時，他謙遜地說自己很慚愧，作為土生土長的重慶（渝中半島）人，而且是學歷史的中國1977級大學生，對於早在1939年就開始成為專用名詞的「重慶大轟炸」 ，卻多年不知其詳。他1992年在重慶出版社工作時看到過其老師黃淑君教授主編的《重慶大轟炸（1938-1943）》一書，然後1994年到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留學又看到恩師橫山英教授擔任會長的日本中國友好協會廣島縣聯合會翻譯為日文的吳嘉陵《日本帝國主義空軍轟炸四川的罪行》一文 。他從這些書、文中知道了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許多城區曾經慘遭侵華日軍的狂轟濫炸而有成千上萬民眾傷亡的史實。

2002年12月，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夏淑琴在廣島的集會上控訴侵華日軍罪行時，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徐勇教授的介紹，劉世龍認識了東京的一瀬敬一郎律師（時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原告團的代理律師）。2004年8月，劉世龍參加了廣島的和平團體為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原告團的高原、程銘訪問廣島而舉行的集會和遊行；徐勇教授和大型油畫《重慶大轟炸》的主創者陳可之先生等當時也同訪了廣島。其後，一瀬敬一郎等日本律師接受了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原告團的委託，開始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訪談取證。2005年12月，一瀬律師等日本友人訪問成都，找到已在四川大學任教的劉世龍，商議如何推進對侵華日軍轟炸成都、樂山、自貢、松潘等地受害者的尋訪和檔案調研，從而將其資料作為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案的構成部分。隨後，劉世龍與成都的劉琳瑩等律師，金明等教授，謝春燕、孫倩等研究生，樂山的楊追奔、魏奕雄等先生，松潘的張翔裡等先生，都為之而行動起來。

據劉世龍介紹，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展開對日抗戰；但一開始並不順利，中國軍隊在淞滬抗戰中悲壯敗退，南京城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937年11月20日在漢口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同年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的簡陋新址辦公。隨後重慶成為中國戰時首都和抗戰大後方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為了徹底擊垮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抗戰信心，從1938年10月開始，日本先是對重慶，緊接著對成都（四川省省會）開始了大轟炸。劉世龍對筆者最強調的一個要害問題是，當年日本確實進行了「無差別轟炸」，即對明知是平民和非軍事目標及民用設施進行狂轟濫炸。這是無法用「戰爭狀態下難以避免的傷亡」進行辯解的。

事實上，對日本當年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行，世界各國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一直予以嚴厲的譴責和追究。非常讓人感動的是，在重慶大轟炸、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和樂山、自貢、松潘等地被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行動中，出現了不少日本人的身影；其中的一瀨敬一郎律師就是一位代表。他為了讓日本民族能反思侵華日軍的戰爭罪行而面向未來，數十次自費到中國，從20世紀九十年代起，就協助當年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賠償訴訟，特別是組織七三一細菌部隊受害者等，向日本政府提起賠償訴訟。進入新世紀後，一瀨敬一郎等日本友人的這種正義行動，延展為支持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遭受侵華日軍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鬥爭。也就在這個時候，因與一瀨敬一郎等日本友人相識，劉世龍開始加入到這個正義行動的行列。

一瀨敬一郎為正義奔走的精神，使劉世龍十分感動，於是，從2006年初起，劉世龍正式介入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遭受侵華日軍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鬥爭的全過程（從準備起訴到第一審、二審和三審）。這一做就是十二年了。按照劉世龍的話說，「除了教研以外的時間精力，基本上都花在這（證據搜集鑒定）上面了」。在這個過程中，最讓劉世龍感懷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大轟炸受害者很多已經離世了，搜集證據顯得更加迫切。因此，劉世龍付出巨大的心力，他帶領學生，和一瀨敬一郎等律師一起，一個一個訪問大轟炸受害者取證，不辭辛苦地搜集整理檔案史料，實地踏勘被炸遺址，在其基礎上撰寫而後提交法律意見鑑定書，作為專家證人到東京地方法院出庭辯論舉證等。其中工作量極大者就是專家鑒定書的撰寫與翻譯成日文。劉世龍回憶，僅僅是最後定稿，與一瀨敬一郎等日本律師和留日學生張斯維等來回修改至少六次。例如，受害者原告蘇良秀在大轟炸中遭受髖關節錯位的重傷，那麼，對於「髖關節錯位」的翻譯，絕不可以簡單翻譯成「大腿受傷」，因為這不符合法律證據材料的要求。好在劉世龍本人曾有十餘年留居日本的經歷，加上志願者團隊的幫忙，有關鑒定書最終得以定稿並向日本法院提交。多年擔任大學教授的劉世龍感慨地說，證據鑒定書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大轟炸造成的平民傷亡情況和財產損失情況；這比他平時做論文更要求精準，且必須邏輯嚴密，能夠構成完整的證據鏈。

由於時間相隔太遠，收集、鑑定和舉證都面臨很多困難。劉世龍回憶說，其中的艱難和奔波實在很多，大轟炸受害者的情況大致可以分三類，第一類是被炸身體傷殘者，第二類是被炸財產損失者，第三類是被炸受害人的親屬和後代。而且，由於訴訟時間曠久，部分身體傷殘者逐漸去世，這就又增加了緊迫感。圍繞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團對日索賠訴訟的需要，劉世龍和自己所指導的幾位研究生，同一瀨敬一郎等律師和其他日本友人，緊張地進行工作。為了完成提交給東京地方法院的鑑定書，從口述採證到包括檔案和報刊以及日文資料的搜集，都必須進行嚴格和細緻的辨識工作。比如受害人所說的被炸受害地點，都必須通過查閱相關檔案，找到歷史上的成都地圖，將其中的相關地名及其具體位置，逐一進行核對。這每一項工作都很費時間和精力。

後來，包括重慶大轟炸、成都大轟炸和樂山、自貢、松潘等地在內的受害史事鑑定書，由劉世龍領頭主編，結集為上丶下兩冊，總數達九十多萬字。這些鑑定意見書與大轟炸受害者陳述書一起，成為追究日本在侵華戰爭中進行「無差別轟炸」的罪責之核心證據。此書2017年2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後，因其重要的歷史價值、現實價值和法津價值，已經引起中國內外各界和媒體關注。

這場訴訟前後經過31次法庭審理，東京地方法院2015年2月25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了侵華日軍實施重慶大轟炸（含成都、樂山、自貢、松潘）所造成的損害事實（這在日本法院是第一次），但卻駁回了受害者原告團提出的謝罪和損害賠償要求。對於這兩個結果，一瀬敬一郎律師在該書序言中已有分析和批判，並表示，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團的日本律師辯護團，決心以超過一審審理時的力度，加強與中國的各位上訴人和支援團體的聯合行動，決心在後續階段的訴訟鬥爭中，為了日本憲法規定的和平主義、尊重基本人權和人的尊嚴等基本原理，為了使法院承認作為被告日本國的法律責任而「謝罪和賠償」，竭盡全力。現在，繼第二審敗訴後，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原告團正在進行第三審階段的鬥爭。

回顧十餘年來這一段經歷，劉世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深情地說：自己作為歷史學者，作為中國人，為了和平，為了揭示侵略者的真相，抵制對歷史的遺忘，深感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個具體的人，一件件具體的事，讓自己深深感到，受害者所遭受的傷害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心靈上的，而現在年輕人對之大多不清楚。對於受害者們的慘痛記憶中的那段歷史，我們必須要儘快搶救，所以，在這些年自己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他說，這些索賠行動都屬於民間行動，最困難的是經費和時間。這也正如四川大學法學院金明教授所說的，為了讓國內外更多的人知道重慶丶成都和四川各地城區遭受過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這段歷史和支持大轟炸受害者與其親屬對日索賠訴訟，從一瀬敬一郎等律師丶前田哲男等教授等到西南大學潘洵教授和四川大學劉世龍教授等中日兩國和平人士和專家學者及學生，還有許許多多無名英雄，都巨量付出，貢獻多多（中國日報網 2017-09-20）。

正如人們所預料到的，在日本的法院進行這種對日索賠的行動，具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一方面，日本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否認侵略罪行的勢力；另一方面，日本在法律上設置重重障礙，令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難度加劇。19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已有數十起，但直到重慶大轟炸（含成都、樂山、自貢、松潘）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幾乎都無法在日本法院獲得勝訴。2014年 6月，東京地方法院第29次庭審，劉世龍以專家證人身份，出庭陳述「成都大轟炸」的大量證據，他提交的證據鑒定書（日文版）有140多頁（A4尺寸）。而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團的日本律師團為該訴訟案而提交東京地方法院的“證據說明書”更是多達1455件。在受害事實的鐵證面前，日本法院予以認定，但迴避了「無差別轟炸」這個核心罪責，駁回了受害者原告團提出的謝罪和損害賠償要求。

劉世龍認為，對日本提起的大轟炸索賠訴訟，其目的或意義不只是在於訴訟行為本身以及純法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索賠訴訟的鬥爭，能夠傳達出大轟炸受害者們的心聲，展現出歷史的真實感，維護戰爭受害者的權益與尊嚴，同時還原歷史真相，促使日本政府對侵略行為進行真正的反思。

因此，重慶大轟炸（含成都、樂山、自貢、松潘）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敗訴，雖然在預料之中，但仍引起中國和日本乃至國際輿論的譴責。據媒體報道，一位名叫深澤的日本青年人對記者說，在學生時代的教科書中，日本政府一直在淡化發動侵略戰爭這個事實，令自己對戰爭歷史知之甚少。近年來，他有機會接觸到日本反思戰爭的有識之士，繼而參加了「731部隊細菌實驗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等案件的庭審，逐漸瞭解了日本當年發動侵華戰爭的真相。深澤表示，日本政府並沒有真心地反省戰爭，它欠戰爭受害者們一個公正的判決和真誠的道歉。

這些中國人，同正義的日本人士一起從事的這項行動，後來被拍成了電視片《櫻花下的審判》。這部紀錄片用直觀的鏡頭真實地再現日本軍國主義當年犯下的戰爭罪行，記錄中國民間力量對日訴訟的艱難歷程，反映中國人民為了伸張正義而百折不屈的精神。劉世龍說，「知其不可而為之」，踏上漫長的民間對日索賠訴訟之路，不僅是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之路，而且是持久地爭取和平之路；既是為了歷史留真，也是為了以史為鑑，讓當代人和後代人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這條民間對日索賠訴訟之路上，劉世龍與大轟炸受害者和中日兩國和平人士繼續在為著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行走著。（知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