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明的藝術理論指向──古代畫論的品第觀(上)

品第觀是中國古代畫論的組成部分和重要觀點之一,就是按照品次等級評價畫家作品的優劣。品第觀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根源,與古代官階設置的九品制以及魏晉時開始實行的「九品官人之法」有直接的關係。繪畫品第觀同古代文論中的詩品、詞品、文品及書法理論中的書品等有密切的聯繫,並互相影響,它對於中國古代繪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確立表現出鮮明的藝術理論指向。

 

 

中國古代畫論內容豐富,源遠流長,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突出的觀點之一是品第觀,就是按照品次等級評價畫家作品的優劣,並由此確立自成體系的繪畫理論和評判標準。在中國古代美術史上,畫品類的著作相當多,品第觀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根源,它同詩品、詞品、文品、書品的理論有密切的聯繫並互相影響,對於中國古代繪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確立表現出鮮明的藝術理論導向。

中國古代設品論畫的做法由南朝謝赫的《古畫品錄》首開其端。謝赫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南朝齊、梁時。《古畫品錄》是中國美術史上最早提出品第觀的著作,也是最早的美術理論著作。《書畫書錄解題》卷四云:「論畫之書,今存者以是書為最古,而品畫之作,亦始於是書,彌足珍重」。其實,設品論畫的做法不是謝赫發明的,而是齊高帝蕭道成。蕭道成非常愛畫,他把收藏的許多名畫分別優劣,加以品評,把陸探微等四十二人,分為四十二等。謝赫顯然是以齊高帝的做法為基礎,他在《古畫品錄》中把陸探微等二十七位畫家的作品分為六品,第一品列陸探微等五人,第二品列顧駿之等三人,第三品列姚曇度等九人,第四品列蘧道湣等五人,第五品列劉瑱等三人,第六品列宗炳等二人。這樣的分品定級未必是最公正的,如把宗炳定為第六品似乎是有些貶低了,但是謝赫畢竟是在對於繪畫作品的設品定級問題上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比謝赫稍晚出現了姚最的《續畫品錄》一卷。姚最是南朝梁、陳時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周書》有傳,附於其父姚僧垣傳之後。此書論畫沒有劃分品第,本來不應當屬於畫品類著作,但是它自謂是為接續謝赫的《古畫品錄》而作,因而也可把它作為畫品類著作看待。其中品評的畫家只有二十人,書前自序謂「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雖然其評語很簡略,但是對於這些畫家褒貶分明,也體現了謝赫設品論畫的宗旨。

唐代的畫論著作逐漸增多,其中著錄名畫的著作有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釋彥悰的《後畫錄》、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等,這些著作中雖有對於畫家及畫作的評論,但是沒有直接採取設品定級的做法。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云「昔裴孝源都不知畫,妄定品第,大不足觀」,意思是說裴孝源不懂畫卻胡亂確定品級,這可能指的是裴孝源的另一種品畫的著作(已佚),而不是《貞觀公私畫史》。唐代真正可以確定為畫品類著作的是李嗣真的《續畫品》和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李嗣真字承胄,滑州(今河南滑縣)人,武則天時官至御史大夫,《舊唐書》有傳。其《續畫品》所論畫家八十一人,分為上一品、上品中、上品下、中品上、中品中、中品下、下品上、下品中、下品下,共九個級別。朱景玄(元),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或謂其本名為朱景真,因避宋真宗之諱而被後人稱為景玄或景元,唐武宗前後在世,所撰《唐朝名畫錄》分神、妙、能、逸四品,前三品各分上、中、下三等,逸品不分等,這樣共設十個級別。

宋代畫品類著作主要有劉道醇的《五代名畫補遺》和《聖朝名畫評》,以及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劉道醇或作劉道成,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宋仁宗嘉祐前後在世。《五代名畫補遺》書前有陳洵直嘉祐四年(一○五九年)序,據此知原來有胡嶠《廣梁朝名畫目》,著錄五代時畫家四十三人,起於尹繼昭,止於劉永。劉道醇在此基礎上增加二十四人,除去與胡嶠書中重複的一人之外實增二十三人。其中分為人物門、山水門、走獸門、花木翎毛門、屋木門、塑作門、雕木門共七門,每一門之下設神品、妙品、能品三品;但各門之下所設品名並不齊全,山水、走獸、塑作、雕木四門之下只有神品,屋木門之下只有神品和能品。這樣,其所設的品級實際只有三個級別。劉道醇的《聖朝名畫評》著錄宋代畫家九十餘人,基本上沿用《五代名畫補遺》的體例,分為人物門、山水林木門、畜獸門、花木翎毛門、鬼神門、屋木門共六門,每一門之下設神品、妙品、能品共三品;其中人物門各品之下又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其他各門則品之下未再分等級。這樣,本書的設品實為九個級別。黃休復,字歸本,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或謂他為蜀地(四川)人,著作除《益州名畫錄》之外還有《茅亭客話》等。《益州名畫錄》今存本有北宋真宗景德三年(一○○六年)五月李畋序,可知此書成書於此年之前。本書對於所評畫作分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共四格,評議畫家五十八人。其中逸格僅有一人,神格僅有二人,未再分品;妙格和能格之下各分上、中、下三品。這樣,黃氏所設實有八個級別。

宋代的其他畫論著作,儘管也是對於前代及本朝畫家的品評,但都沒有設立品第,也沒有沿用前代畫品著作中所設品第的名稱。其中李廌的《德隅齋畫品》雖然標名為「畫品」,但是其中也沒有設品第,這些皆姑且不論。

元代湯垕的《畫鑒》是一部重要的畫論著作。書中在品評歷代畫家作品的時候,雖然沒有設定品級,但是使用了前代畫品類著作中的品級概念。如記述王子慶家收藏的唐代閻立本的《西域圖》,評論說「真神品也」;記述司德用家《啖鷹圖》,評論說「真妙品也」;評宋徽宗畫說「徽宗性嗜圖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評濮王宗漢《墨雁》,說「可入神品」,等。因此,《畫鑒》也可以算得上畫品類著作。

明代的畫論著作中,李開先的《中麓畫品》和楊慎的《畫品》都是標明畫品而沒有設定品第,只是「品畫」而已。王稚登的《吳郡丹青志》雖然沒有標明畫品,但卻是正式的畫品類著作。此書專評蘇州一帶的畫家,列神、妙、能、逸四品,其中神品志四人,妙品志八人,能品志四人,逸品志三人,另外列遺耆志三人、棲旅志二人、閨秀志一人,共計二十五人。這裏的設品沿用唐代朱景玄的神、妙、能、逸的名稱,而各品之下沒有分等,實為四個級別。

清代明確標為畫品的著作是黃鉞的《二十四畫品》。黃鉞字左田,安徽當塗人,生平不詳。所著《二十四畫品》沒有沿用前代畫品著作中所用的品第名稱,而是自定為二十四種名目,即氣韻、神妙、高古、蒼潤、沉雄、沖和、淡遠、樸拙、超脫、奇辟、縱橫、淋漓、荒寒、清曠、性靈、圓渾、幽邃、明淨、健拔、簡潔、精謹、雋爽、空靈、韶秀。這裏的各種名目,是分別指明各類畫作的藝術特色,根據自己的理解予以闡釋,並沒有優劣等級的差別。因此,《二十四畫品》和前面所述畫品類著作有所不同。

在歷代各種畫品類著作中,關於設品定級的做法,集中表現了古代畫論的品第觀。品第觀的產生有深層的歷史及文化原因,那就是受儒家思想體系中正統等級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代朝廷設立官職,在周代就已經確定為九品制,如《國語·周語》中說「外官不過九品」。漢代官階從二千石到百石共分十六等,東漢時改分為十三等。魏、晉開始確立九品制。北魏時,對於九品中的每一品又分正、從,如二品中分正二品和從二品,這樣共十八品;四品以下每一品的正或從又分為上下階,這樣共三十階。唐、宋兩代的文職品級同北魏,而武職三品起又分上下階。元、明、清三代保留正、從品,不分上下階,文武均同。受朝廷官制設立品階的影響,古代對於一般人也設立品階評定高下。《漢書·古今人物表》把古今人物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這樣的認識,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為一種固定的人才選拔制度。魏文帝曹丕於黃初元年(二二○年)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在每個州郡設立中正官,由當地有聲望的人擔任,把本州內的士人按其「才能」分為九品,每十萬人舉出一人,由吏部授給官職。這樣的制度被稱為「九品官人之法」。各州的中正官實際上均由貴族豪門擔任,選拔人才的原則以「家世」為重,因此,這一制度實行的結果,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制度。由於它的不合理性,後來到隋朝開皇年間被隋文帝楊堅廢除。從魏、晉到南朝,即所謂六朝時期,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盛行的時期,而謝赫的《古畫品錄》在南朝齊、梁之際出現,與當時盛行設品定級的「九品官人之法」及設品定官階的歷史文化背景有直接的關係。謝赫之後,歷代流行的設品論畫的做法,不論是設定為三級、四級、六級、八級、九級或十級,都是封建時代嚴重存在的等級觀念的體現。

實際上,封建時代的等級觀念不僅表現在任用官員和選拔人才上,也反映在意識形態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從周代起,朝會大典設「九賓」,即參與朝會的臣僚及賓客分為九等。九賓在《周禮》中稱為九儀,《周禮》鄭玄注謂九儀是指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代的九賓與周代不同,《後漢書·禮儀志上》中「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一句後劉昭注引薛綜語云:「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古代的田賦制度也分為九等賦,《尚書·禹貢》記載,西周時期就已經實行按土地的廣狹肥瘦及人口多少,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等。六朝時期的「九品官人之法」盛行之後,這種設品定級的做法更擴展到文學、藝術及其他的技藝或物類方面。除了繪畫方面的設品論畫之外,文學上論詩則有南朝鍾嶸的《詩品》、唐代司空圖的《詩品》及清代袁枚的《續詩品》、顧翰的《補詩品》等,論詞則有明代楊慎的《詞品》(又名《辭品》)、清代郭麐的《詞品》等,論文則有許奉恩的《文品》,論賦則有魏謙升的《二十四賦品》,論曲則有明代朱權的《詞品》(實為曲話)、呂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遠山堂曲品》與《遠山堂劇品》、清代高奕的《新傳奇品》等;在書法方面則有南朝梁庾肩吾的《書品》、唐代張懷瓘的《書斷》、清代楊景增的《二十四書品》、包世臣的《國朝書品》等。此外,在圍棋方面,元代晏天章的《棋經》(一說宋代張儗撰)說棋有九品;在鑑定珍珠方面,沈懷遠的《南越志》說珍珠有九品等。

現在著重從文學和藝術兩個方面來考察,設品論畫的畫品和文學上的詩品、詞品、曲品及書法上的書品有密切的聯繫,並且互相產生影響。

從畫論品第觀產生的年代來看,最早設品論畫的謝赫的《古畫品錄》和最早設品論詩的鍾嶸的《詩品》大致同時。關於謝赫生活的準確時代,當代某些美術史著作說他「生長於南朝宋武帝大明(四五九年前後)至梁中大通四年(五三二年)左右」。他的《古畫品錄》傳世之本署名為「南齊謝赫撰」,那麼此書當成於南齊一朝。鍾嶸生活時代為南朝齊、梁時,大約與謝赫同時。據《梁書》及《南史》中鍾嶸傳記,他於齊武帝永明年間(四八三至四九三年)為國子生,入梁後於梁武帝天監年間(五○二至五一九年)為臨川王行參軍,天監十七年(五一八年)任西中郎晉安王(蕭綱)記室,不久卒於任上。儘管鍾嶸去世的時間可能早於謝赫,但是,他的《詩品》中品評的有齊、梁之際的詩人,而且鍾嶸自作的《詩品序》中說「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據此知《詩品》成書肯定在梁朝時。根據這樣的推斷,鍾嶸《詩品》的問世要晚於謝赫的《古畫品錄》。

當然,即使謝赫《古畫品錄》產生在前、鍾嶸《詩品》產生在後,今天也不能斷然說鍾嶸看到過謝赫的《古畫品錄》並受到他的影響;同樣,更不能斷然說謝赫看到過鍾嶸的《詩品》並受到他的影響。而且,謝赫的《古畫品錄》設定為六級,鍾嶸的《詩品》設定為三級,兩者之間互受影響的特徵並不明顯。因此,我們只能這樣判斷,謝赫的《古畫品錄》和鍾嶸的《詩品》大約產生於同一時代,他們的設品定級的做法,很可能是共同受到齊高帝蕭道成把藏畫分別優劣加以品評的做法的影響。

庾肩吾是南朝梁時人,其生活時代肯定要晚於謝赫和鍾嶸。據《梁書》文學傳,庾肩吾開始時為晉安王常侍,其年齡比當時已是晉安王記室的鍾嶸要小得多。後來庾肩吾在太清三年(五四九年)蕭綱即位為梁簡文帝之後官為度支尚書,這時鍾嶸去世已有三十年。因此,庾肩吾《書品》的成書肯定在謝赫的《古畫品錄》和鍾嶸的《詩品》之後。今天可以這樣判斷,庾肩吾的設品評論書法的做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謝赫和鍾嶸的影響。庾肩吾的《書品》品評漢代至南朝齊、梁時的書法家共一百二十三人,分為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等共九個級別,直接襲用了「九品官人之法」的定級方法。

唐代李嗣真的《續畫品》對品評的畫家定為九級,顯然是仿照庾肩吾的《書品》。而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對品評的畫家設十個級別,既是借鑒了庾肩吾的九級法,也採用了張懷瓘《書斷》的定級名稱。張懷瓘活動於唐玄宗開元年間至唐肅宗乾元年間(七一三至七五九年),是著名的書法家及書法理論家,他所撰《書斷》三卷,其中卷和下卷分神品、妙品、能品三級,每品之下按篆、隸、楷、行、草等不同書體進行品評,共評論書法家八十六人。朱景元約活動於唐憲宗至武宗時,《全唐詩》卷五四七說他是會昌(八四一至八四六年)時人,官至太子諭德,《四庫全書提要》說他官翰林學士,他生活的時代比張懷瓘要晚將近百年,他肯定看到過張懷瓘的《書斷》並採用其對於書法作品設品定級的名稱。(王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