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耶？正義耶？──復仇：武松與哈姆萊特（上）

將施耐庵筆下的武松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作一比較，是個頗具意味的話題。兩個人物相同之處頗多。

首先是時代相似，《水滸傳》取材於十二世紀的北宋故事，《哈姆萊特》取材於十二世紀的丹麥歷史。另外，《水滸傳》成書於一五九八年，《哈姆萊特》寫成於一六○一年，由此看來，無論是故事原型還是最後成書，兩部作品基本上是同一時代之作。當然，更重要的是兩者主題的相似，縈繞武松和哈姆萊特都是一個共同的中心問題：復仇。伸冤對象都是自己的親人，武松是自己的哥哥，哈姆萊特是自己的父親。而且武松的哥哥是被毒死，哈姆萊特的父親同樣是被毒死。就連獲取真相的關節兩者也極為相似，武松是因為哥哥的鬼魂出現告知冤情，哈姆萊特是因為父親的鬼魂出現告知冤情。再看復仇對象，武松面對的是西門慶和潘金蓮，哈姆萊特面對的是克勞狄斯和葛特露，照傳統意義來看，兩組都屬於男女淫亂引發凶殺並最終遭到懲治。《水滸傳》於此寫道：「可怪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查。亡身喪己皆因此，破業傾資總為他。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他時禍起蕭墻內，血污游魂更可嗟」。《哈姆萊特》於此寫道：「你們可以聽到奸淫殘殺、反常悖理的行為、冥冥中的判決、意外的屠戮、借手殺人的狡計，以及陷人自害的結局」。這諸多巧合，在中外眾多復仇題材的作品當中，極為罕見。

時代一致，問題一致，矛盾一致，但這場復仇當中，武松和哈姆萊特身上所體現出的不同價值觀最是耐人尋味。

正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親人被殺，挺身復仇，這通常被認為天經地義，沒有任何懷疑遷就，怎會有正義邪惡之問。武松顯然就認為自己一切所作所為完全出於正義，當他一旦明白事件真相，《水滸傳》寫道：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吃驚！武松雖是粗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眾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

武松這裏抓住潘金蓮和王婆這兩個合謀害死哥哥的罪人，說的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話語直截了當，動作乾淨俐落，完全就是正義化身。

而哈姆萊特卻沒這般手起刀落的乾脆直接，真相大白之後，對那「敗壞倫常、嗜殺貪淫、萬惡不赦的丹麥奸王」，最令人困惑的是哈姆萊特竟然遲遲不能動手，內心不斷作痛苦掙扎。父親的鬼魂早就告訴他「要是你有天性之情，不要默爾而息，不要讓丹麥的禦寖變成了藏奸養逆的臥榻」，甚至連敵人也行動起來安排下借刀殺人的陰謀，但他依然是一忍再忍，並陷入極大痛苦當中。當哈姆萊特排演完那場用來試探殺人凶手的戲劇時，他的一段自白最能剖露其心跡：

可是我，一個糊塗顢頇的傢夥，垂頭喪氣，一天到晚像在做夢似的，忘記了殺父的大仇；雖然一個國王給人家用萬惡的手段掠奪了他的權位，殺害了他的最寶貴的生命，我卻始終哼不出一句話來。我是一個懦夫嗎？誰罵我惡人？誰敲破我的腦袋？誰拔去我的鬍子，把它吹到我的臉上？誰扭我的鼻子？誰當面指斥我胡說？誰對我做這種事？嘿！我應該忍受這樣的侮辱，因為我是一個沒有心肝、逆來順受的怯漢，否則我早已用這奴才的屍肉，喂肥了滿天盤旋的烏鳶了。嗜血的、荒淫的惡賊！狠心的、奸詐的、淫邪的、悖逆的惡賊！啊！復仇！——嗨，我真是個蠢材！我的親愛的父親被人謀殺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復仇，我做兒子的卻像一個下流女人似的，只會用空言發發牢騷，學起潑婦罵街的樣子來，在我已經是了不得的了！呸！呸！活動起來吧，我的腦筋。

明知兇手是個惡貫滿盈的人，就連鬼魂也叫他速速行動，哈姆萊特也不缺乏智慧和武藝，可他就是遲疑不決、猶豫再三，以致連他本人也不明白何以會這樣？只是一個勁痛罵自己是「糊塗顢頇的傢夥」、是「懦夫」、是「怯漢」、是「蠢材」。甚至他後來有了大好機會，完全可以一劍殺死克勞狄斯，痛快復仇，但他還是沒有動手，以致這般憤憤斥責自己道：「可是我的父親給人慘殺，我的母親給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感情都被這種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動，我卻因循隱忍，一切聽其自然」。這般龜縮隱忍，難道哈姆萊特真的如他所說，是個懦弱無能的人嗎？

哈姆萊特的猶豫不決，困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許多人從他的性格出發，作出種種解釋。其實往內裏看，這裏涉及到一個正義和邪惡的問題。

佛洛德在《〈俄狄浦斯王〉與〈哈姆雷特〉》一文這樣解釋道：「是什麼阻礙著他去完成他父親的鬼魂吩咐給他的任務呢？答案再一次說明，這個任務有一個特殊的性質。哈姆萊特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不能對殺死他父親、篡奪王位並娶了他母親的人進行報復，這個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時代被壓抑的願望的實現。這樣，在他心裏驅使他復仇的敵意，就被自我譴責和良心的顧慮所代替了，它們告訴他，他實在並不比他要懲罰的罪犯好多少」。

佛洛德認為哈姆萊特之所以猶豫不決，在於他內心潛藏著和克勞狄斯相仿佛的邪惡心理。這一論證是否正確尚值得推敲，但從哈姆萊特身上，有著深重的「道德性焦慮」，卻是毋庸置疑。

所謂「道德性焦慮」，即是「來源於與自我理想不相容的行為或想法，這些行為或想法因受到良心的懲罰而產生羞恥感、自卑感或罪感」。而哈姆萊特確實有過這樣的告白，他對奧菲利婭說道：「我很驕傲，任性，不安分，我的罪惡那麼多，連我的思想也容納不下，我的想像也不能給他們形象，甚至於我都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把它們實行出來。像我這樣的傢夥，匍匐於天地之間，有什麼用處呢？我們都是十足的壞人；一個也不要相信我們」。在後來，他也曾再次對奧菲利婭如此說道，「且慢！美麗的奧菲利婭！——女神，在你的祈禱之中，不要忘記替我懺悔我的罪孽」。哈姆萊特只是「驕傲，任性，不安分」罷了，這只是性格上的缺陷，並不見得是多大罪過，但他卻說「我的罪惡那麼多」、「我們都是十足的壞人」，並請求「替我懺悔我的罪孽」，這無疑是「道德性焦慮」的典型。

「道德性焦慮」，源於對自我心理的檢討和反省。確實，人們誰敢說自己是毫無瑕疵完美無缺的人，仔細審視，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難以明說的缺憾，從他人角度來觀照自我，自己身上很可能就暗藏著他人的影子，他人的罪惡，自己也有所具備。佛洛德的分析，未嘗沒有一定道理。

可惜沒有人對武松做過這樣的心理解剖，不過施蟄存教授寫過一篇《石秀之戀》的文章，對水滸人物石秀做了一個心理分析，倒可以拿來給武松心理作個參照。

石秀遭遇和武松如出一轍，都受到了嫂嫂的誘惑，自己卻不為所動，並最終殺了嫂嫂。但施蟄存認為石秀之所以痛恨嫂嫂，本身就和自己那畸形邪惡的心理脫不了干係，他寫道：「原來石秀好像在一剎那間覺得所有的美艷就是恐怖雪亮的鋼刀，寒光射眼，是美艷的，殺一個人，血花四濺，是美艷的，但同時也就是恐怖；鴆酒泛著嫣紅的顏色，飲了之後，醉眼酡然，使人歌舞彈唱，何嘗不是很美艷的，但其結果也得說是一種恐怖。懷著這樣的概念，石秀所以先迷眩於潘巧雲和那丫鬟，但同時又呆呆地預感著未見的恐怖」。

石秀這種對女人艷羨加害怕的扭曲心理，在武松身上，很難說就一點沒有。「女人是禍水」，這是自古英雄長挂嘴裏的一句口頭禪，由此他們才痛恨女人、殺害女人，《水滸》表現尤為明顯，潘金蓮、潘巧雲、閻婆惜就是典型，本身是自我原因，卻偏拿女人找茬，這口頭禪往內裏看，不能不說它實際暴露的是英雄的一種變態心理。

由此看來，武松的一往無前，自認為是正義的化身，其實這正義當中，卻不乏邪惡。哈姆萊特也許正是潛意識當中反省到自己邪惡的一面，所以遲疑不定、滿腹顧慮。另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如果只圖逞一時快意，並用惡人一般的手段來對付惡人，有沒有想過自己的面目也變得和惡人沒有什麼兩樣。武松是條好漢，自然不會考慮這樣的問題，哥哥被殘忍殺害，那自己就一定要採取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殘忍的手段進行報復才行。而哈姆萊特卻是一再忍耐，直到最後，克勞狄斯徹底露出最邪惡的嘴臉，處心積慮不將哈姆萊特置於死地決不善罷甘休，哈姆萊特最終才奮起長劍，和他同歸於盡。

蘇格拉底有言「未經審視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生活」，可見，只看到自我永遠正義的一面，從而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也許反倒是邪惡的。而察覺到自我陰暗邪惡的一面，從而約束自己的行動，也許恰恰才是正義的。

中國人動輒言革命，革命，恰如魯迅《阿Q正傳》所寫，升鬥小民尤為喜歡，一聽到革命，簡直是歡呼雀躍、興高采烈。梁啟超即對中國人熱衷革命，這般說道：「躁進之徒，以此自階。其天真未鑿者，則幾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謂天生血性男子，只以供革命之用。無論何時，問有革命事起，趨之若不及。苟有人焉以一語侵及革命二字之神聖者，即仇之若不共戴天」。武松自古以來的受人追捧，和他身上濃鬱的革命意味是有密切關聯的。復仇一節，武松當時雖是衙門中人，但身上這種革命性體現也很濃烈。

武大被害的罪魁禍首西門慶，書中借王婆之口介紹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著個生藥鋪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當武松前去找西門慶尋仇，書中寫道：「且說武松徑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著主位，對面一個坐著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

「西門大官人」，這五個字很能體現出西門慶的身份。不管是從旁人敘述還是西門慶實際生活來看，他都屬於典型的有錢有勢人物，再加上為富不仁，這種人物歷來就是革命物件。武松鬥殺西門慶，庶民百姓讀來是眉飛色舞、揚眉吐氣，和西門慶官紳一體的財主身份有直接關係。假如西門慶只是一流氓混混，如牛二之流，或是純粹一淫棍，就如同勾搭潘巧雲的裴如海一般，絕不會引起世人如此之大的關注和興趣。可以說，正是因為西門慶有錢有勢的財主身份，撩拔起了人們對革命的強烈慾望，所以才對這場復仇大戲投以十二分的興奮勁兒。武松最後投奔梁山，成為職業革命人，和這復仇當中所帶來的革命快感，有相當關係。

整部《水滸》，貫徹的正是這一為所欲為的「革命快感」，於人心極有煽動，流沙河在《少年讀〈水滸傳〉》言道：「我本柔弱少年，不好嬉戲，打架更不行，又怕鬼怕黑，讀書用功，極守規矩，一副老成相。自從混入水泊山寨，結識李逵、武松、魯智深之後，下得山來，心性大變，常常覺得正義衝動，心中燃火，恨這恨那，有太多的不平，就想造反，揮刀於幻象之中，放火於夢境之內」。由此可見，「革命快感」，必然導致「造反有理」，對世道產生極大破壞。

反觀哈姆萊特，顯然是個極為保守的人物，他曾說道：「人世間的一切在我看來是多麼可厭、陳腐、乏味而無聊！哼！哼！那是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莠草」。既然人類社會是「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莠草」，那麼理所當然就該毫不猶豫將其鏟除才對，如此順勢一走，哈姆萊特就可能成為另一個羅賓漢了。但卻沒有，這是因為他腦子想到了，嘴上說到了，行動上卻遲疑了起來。於當時社會，他曾這樣說道，「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振乾坤的責任」。時代顛倒混亂，但卻不能采取摧枯拉朽的革命方式，而是「重振乾坤」，儘管這「重振乾坤」充滿艱辛，自己深感委屈，但卻必須擔當。從這看來，保守，是因為敢於擔當。對罪惡，哈姆萊特心底是充滿了痛恨，但同時更警示自己道，「就是在洪水暴風一樣的感情激發之中，你也必須取得一種節制，免得流於過火」。並生怕自己不理智的行動帶來無可挽回的後果，比劍之前，他對雷歐提斯說道：「要是哈姆萊特在喪失他自己的心神的時候，做了對不起雷歐提斯的事，那樣的事不是哈姆萊特做的，哈姆萊特不能承認。那麼是誰做的呢？是他的瘋狂。既然是這樣，那麼哈姆萊特也是屬於受害的一方，他的瘋狂是可憐的哈姆萊特的敵人」。這段話說得十分動情，「瘋狂是可憐的哈姆萊特的敵人」，最是懇切。可見，哈姆萊特一直在用理性抑制瘋狂，一個十足的保守主義者。

就如同武松的復仇一般，酣暢淋漓的革命，必然帶有一定的瘋狂。這般瘋狂的結果，導致的往往更多是破壞。於革命，法國人伯克曾這樣評說道：「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懼危險，不因悔恨退步；它對一切固有的準則，和一切常規的手段不以為然，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它便把誰擊倒」。梁啟超也深切體察到革命的負面作用，說道：「經一度革命之後，國民生計，所損無算。農輟於野，工輟於肆，商輟於廛，十人之中，失業八九，迫於饑寒，則鋌而走險，民之恒情也。作亂固以九死搏一生，不爾則惟有待死，故毋寧希冀九一也。夫前此必以失業之民多，然後能嘯聚以革命，革命之後，失業者又必倍蓰於前，故嘯聚益易，而再革三革以至無已也」。中國歷史何以少治世多亂世？和這種「再革三革以至無已」的革命崇拜有相當關係。這般看來，遵從理智的保守，未嘗不可以多掂量掂量。

德國哲人康得墓碑刻有這樣一段警語：「有兩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覺神奇，心中也愈充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與我內心的道德準則」。這其實是一種保守主義觀點，因為革命只講成王敗寇，絕不講「道德準則」，即如伯克所說「對一切固有的準則，和一切常規的手段不以為然」，武松的大砍大殺無所顧忌，充溢著的就是無視規則的革命快感。最奇怪的是，這等視規則如無物，並不只是武松個案，而是延伸到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連所謂主持公道的衙門中人也是這般，先是武松人贓俱在，到衙門狀告西門慶，「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並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知縣這裏因為收了西門慶的賄賂，著力袒護西門慶。當武松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主動到衙門投案，知縣一下子卻又變成了這樣一副模樣，「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

為民做主的知縣先是因得了西門慶的賄賂，替罪犯西門慶開脫，及至後來西門慶被殺，念及與武松的私人交誼，又竭力替罪犯武松開脫。為了開脫武松，編造的判詞更是令人瞠目結舌，竟說是潘金蓮西門慶主動向武松挑釁才招致命案。這兩度都替罪犯開脫，讓人看到的只是金錢和私情的作用，哪裏有一星半點的法律和公道。所謂的公道，永遠都只是向強者靠攏，先是西門慶強，知縣就偏袒他；後是武松強，知縣就轉而偏袒武松。這般為所欲為顛倒黑白，也是革命的一種演變。因為在革命那裏，只有「強者」，沒有「神聖」和「高者」，這一視角，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十分有害，成先聰在《「元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基本性質》一文寫道：「『神聖』與『高者』的假冒，便是意義之源的遮蔽，便是價值之光向事實黑夜的沉淪。其結果是，凡是由『神聖』和『高者』出面裁成的地方，總代之以自然的權威：政治中的暴力，道德中的血緣，法律中的人情，信仰中的利害……，『神聖』與『高者』的沉溺，是中國人歷史性生存中較科學、民主的欠缺更為不利的事！」

正是因為沒有了「神聖」與「高者」的指引，失去了公義的約束和道德的底線，而只看到強者的橫衝直撞，由此才會「至誠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動，掩飾一顆魔鬼般的內心」。因而《水滸》當中這婦孺皆知的「武十回」，何以後來人們津津樂道的是男歡女愛的欲海浮沉，並由此而有《金瓶梅》向慾望深淵的無限墮落？皆是因為對一切道德規則和底線的破壞。而哈姆萊特，照歐文・白璧德的說法，信奉的乃是「沒有信條和紀律的擴張，只會帶來悲劇性災難」，「固守神聖價值和正義原則那一類古老信念」，典型的保守主義觀點。

天空日月恒定，人間公理不容改變，「固守神聖價值和正義原則那一類古老信念」，我們也許就會少些衝動的激進和發熱的革命，而多了權衡和理解的保守，也許並無什麼不對。

《水滸傳》對武松是頗為欣賞的，書中對武松描繪道，「身軀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胸脯橫闊，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話語軒昂，吐千丈淩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間太歲神」。武松形體無疑十分完美，他一流的拳腳，更將這形體之美發揚到了極致。

整個《水滸》，其實都是一部身體敘事，小說竭力渲染好漢的形體之美，對宋江的描繪是，「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垂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對盧俊義的描繪是，「目炯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似天神」。水滸一百零八人，差不多都對他們的身體有不同讚美，並且越是好漢，越是讚美有加，正如書中所說「人人俊麗，個個英雄」、「人人勇欺子路，個個貌若天神」。

和身體聯繫在一起的行為，好漢們依據的是綱常倫理，當潘金蓮勾搭武松時，武松義正詞嚴呵斥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齧齒帶發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武松和《水滸》眾好漢一樣，看重的是人倫，如果講人倫的話，那麼就是人，屬於敬重行列。不講人倫的話，那麼就是豬狗，屬於輕視隊伍。如《水滸》對書中第一奸人高俅的貶斥即是，「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但人倫規範，更多體現在人的表面行為，可以說，還是照樣是在身體層面。武松其實也相信靈魂，但他相信的靈魂，不是真正意義的靈魂，而是鬼魂，一如人間，就像武大的魂魄出現。而對真正形而上的靈魂，以及「靈魂的叩問」，武松從來就不感興趣，自然也不願探究。武松和好漢們一樣，他們的思慮和行動，都還只是停留在「身體」階段，所有精、氣、神，都是屬於身體的。

純粹注重身體忽視靈魂，缺少這良心的審判，最後必然是為追求身體的快感，而無所顧忌，恰如書中阮小五所說，「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但將這樣的生活信條擴充開來，非常可怕。慾望沒有止境，物資沒有饜足，將身體奉為至高，而無視靈魂，人心必然如決堤洪水，一潰千里。確實如此，如小說在評價阮小五時，說的是，「心窩裏深藏著鴆毒」。而一眾好漢，免不了是「個個圓睜橫死眼，人人輒起夜叉心」。

小說對後來成為梁山好漢的武松是這般描述，「直裰冷披黑霧，戒箍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頭齊項。頂骨數珠燦白，雜絨絛結微黃。鋼刀兩口迸寒光，行者武松形像」。純粹就是一殺手模樣。

哈姆萊特則和武松完全相反，哈姆萊特有段經典的自白，最是膾炙人口：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死了；睡著了；什麼都完了；要是在這一種睡眠之中，我們心頭的創痛以及其他無數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都可以從此消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結局。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做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什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人們甘心久困於患難之中，也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誰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淩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這樣，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這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

這段話聽來，簡直具有十足反抗意味，「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誰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淩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這洶湧澎湃密如連珠的話語，聽來令人熱血沸騰，但哈姆萊特卻沒有付諸行動，那是此刻提到的死亡讓他變得裹足不前躊躇再三，「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什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以及「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

哈姆萊特在這裏其實提出了一個著名問題：死大於生。哈姆萊特後來在墓地，對他的好友霍拉旭也這樣說道：「我們可以這樣推想：亞歷山大死了；亞歷山大埋葬了；亞歷山大化為塵土；人們把塵土做成爛泥；那麼為什麼亞歷山大所變成的爛泥，不會被人家拿來塞啤酒桶的口上呢？凱撒死了，你尊嚴的尸體，也許變了泥把破墻填砌；啊！他從前是何等的英雄，現在只好替人擋雨遮風！」這裏，哈姆萊特認為一代帝王亞歷山大死後化為泥土，這塊泥可能被人拿去塞捅眼；凱撒死後化為泥土，這塊泥可能被人拿去補墻，充滿了一種世事無常的沉痛之情和命運播遷的無奈之感。這等焦慮，也見出哈姆萊特對死的分外看重。正是因為對「死」的看重，才更加讓人逼視到「生」的價值所在，哈姆萊特臨死前對霍拉旭的一段表白，最能反映這一心態，「霍拉旭，我一死之後，要是世人不明白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譽將要永遠蒙著怎樣的損傷！你倘然愛我，請你暫時犧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這一個冷酷的人間，替我傳述我的故事吧」。哈姆萊特生前最念念不忘的，沒有其他，而是他在人世間的清譽。

（作者：黃全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