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古為鄰也迴異──李繼凱與中國書法文化

書法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甲骨文、青銅銘文、詔版、簡牘、帛書、墓誌、手抄經書、詩文書跡等不同內容、不同書體的經典書法作品，無一不彰顯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魅力。儘管在二十世紀中華傳統文化經受了種種挫折，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形態發生了許多變化，作為「國粹」的書法藝術也經受了嚴峻考驗，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儘管書法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趨於解體，書法作為社會生活中一種文化角色的參與功能遭到嚴重貶抑，但書法藝術形態的巨大歷史慣性，仍然以其頑強的適應性，維護著自身的合理存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書法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青睞和重視，書法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從主導形態看，書法已從日常書寫的「實用藝術」轉化為一種功能主義的「純藝術」形式。但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在廣義的「文化磨合思潮」影響下，傳統文藝包括書法文化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表現形式上也呈現了新的面貌。與古為鄰也與古迥異，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書法專利已轉為越來越多的民眾及文人所共用。與此同時，書法也已經成為一項事業且不斷得到壯大，全社會書法愛好者和從業者不斷增多，書法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得以全面復興，高校書法學專業也得以發展成為從本科、碩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養模式。數十年來的書法發展歷程，看似熱鬧非凡的背後其實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書法藝術的文化內涵被忽視、書法藝術的欣賞與審美的偏差錯位、書法愛好者的急功近利以及書法創作過分沉湎於書法「展廳效應」，等等。許多文化底蘊深厚的學者們已意識到書法藝術發展中存在的這些不足，他們在進行書法創作實踐的同時，兼善書法學術研究。他們的學術視野並不僅僅局限於書寫技法的探討，而是用多元化的視角去挖掘書法藝術中所蘊藉的深層次意義，這對書法藝術發展過程中「技法至上論」者是一個有力的衝擊，極大地擴展和提升了中國書法藝術的豐富性和文化含量。李繼凱先生就是這眾多傑出的文化學者代表之一。

進入書法領域的李繼凱先生不僅喜愛創作書法，更擅長於研究書法。他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陝西師範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書法文化研究院院長，兼任東亞漢學研究會（國際）副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茅盾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曾主持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創造」、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當代陝西作家與書法文化」等項目多項。李繼凱先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涉入書法領域，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對書法藝術研究和實踐投入精力，在其十多部著作中有專論書法的著作《墨舞之中見精神——從中國書法藝術談文人墨客情感的抒發和性情的陶冶》和《李繼凱論中國書法文化》等近期還主編有十卷本《歷代高僧書法擷英》，在所發表的二百餘篇論文中也有書法類文章四十餘篇，在所主持的多個國家級省部級課題中也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項目《中國現當代作家與書法文化》等。李繼凱先生還結合自己從事的文學研究，對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進行思考，撰寫了多有新意的書法研究系列文章，如《略說性差與中國書法》、《郭沫若：現代中國書法文化的創造者》、《論魯迅與中國書法文化》、《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中國現代作家論書法文化》、《書法文化視域中的魯迅與日本》、《魯迅：在墨蹟中永生》、《人生如滄海翰墨蘊乾坤》、沈從文手稿管窺》、《賈平凹手稿管窺》等關涉書法文化的學術論文。這些著述中體現了李繼凱先生關於書法藝術的一些真知灼見和精彩論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美術界在中外文化思潮匯合、磨合過程中，激發了新的生機。有的學者受其啟發便用「視覺藝術」「造型藝術」等概念來闡釋書法，努力給書法下定義，儘管有些道理，但沒有立足本土文化而對書法進行闡釋，實則非常勉強，與書法藝術所賴以生存的本土語境也很難相合。李繼凱先生的《墨舞之中見精神——從中國書法藝術談文人墨客情感的抒發和性情的陶冶》就是在這一時代美學背景下應運產生的一本書法學術著作，此書內容共分為「書為心畫」「抒情冶性」「藝苑奇葩」「書道彎彎」「展現新姿」等五章。著述一經問世，就深受讀者喜愛，並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他們一致認為此書是從文化角度探討書法文化審美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著作。

李繼凱先生治學嚴謹，文字功底紮實，文筆通達，飽含激情。他用散文化的語言解讀書法藝術，直抒胸臆，給人以美感和較強的可讀性。此書有別於單純的套用西方的文藝美學機械地對書法藝術進行演繹，也有別於書法理論研究中偏重於純書法史料的開掘和書藝技巧的研究，主要從書法藝術本體出發，從書法藝術現象性的歷史中，發掘其創作主體與書法文化的內在關聯及其文化心理因素，進行史論結合的闡發。李繼凱先生試圖在大量歷史資料和前人一些成果的基礎上，系統地探討了古代文人與書法及以此為媒介而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較為細緻地探討了古代文人借書藝抒發情感和陶冶性情的精神現象，尤其注重對這個階層中較有代表性的書法名家的書法藝術進行解剖分析；在考察古代文人借書法抒情冶性這一雙向性的精神現象時，嘗試借助文化學和藝術心理學的一些觀念進行闡述，既注重宏觀（文化）分析，又注意微觀（心理）分析，並努力把二者結合起來。書中所論言之有據，涉及到了對書法本質及其美學特徵的形而上思考，對書法現象的歷史反思與當代評論，對書法心理學、符號學、未來學的構建，對書法的宏觀分析尤其是文化性的系統分析，以及對書法比較學（包括與其他姊妹藝術的比較、國際間書法的比較等）、書法教育學、書法接受美學的探討等。當然，限於原書架構，這些問題雖未能充分展開，但對後續的相關研究仍有啟發性。

此書為李繼凱先生贏得了高度贊譽，並獲得了陝西省首屆藝術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一九八九年）。書中四萬字左右的文字內容以「書法與文人」為題，收錄於北京大學著名學者金開誠、王嶽川主編的中國國家「八五」重點圖書《中國書法文化大觀》。著名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茹桂先生當年讀罷此書後，就給李繼凱先生寫來長信，談及閱讀心得：「大作寫得透闢而酣暢，從民族文化及心態這一背景著眼，對古老的書法藝術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剖析。透過溫雅而和樂的表相揭出了底層的奧秘，著實地觸動了書法藝術半睡半醒的神經。以往的書學，大都跳不出傳統書法藝術古典美的藩籬，你入戶其內而又跳出了圈子，賦予她以人的價值與心靈化的素質。這的確令人警策和反思，非同小可！……」。茹桂先生在其主編的《美術辭林・書法藝術卷》中再次對此書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此書「著重從書法藝術現象性的歷史中，發掘其創作主體的文化心理因素，論述這一民族文化的獨特的創造性與歷久沉積的情性。著者以充沛的激情與高瞻遠矚的眼光，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跳出了歷史編織的儒家文化意識的圈子，賦予書法以生命的價值與心靈化的素質，亦即真正的藝術品位」。可見，《墨舞之中見精神》一書的問世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為八十年代中後期貧瘠的書法理論研究增添了一個碩果，書中所闡發的很多新穎的學術觀點給眾多書學者以深刻啟示，他們或引用，或再次進行闡發，繼而開闢了書法學術研究的新領域。

中國古代書論中的一個經典命題就是「書為心畫」。由「書為心畫」所引申的話題很多，由此導向「抒情冶性」，從而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人們與書法藝術的因緣之深勝過了繪畫、音樂甚至詩文等其它文藝樣式。在中國書法藝術中，情感是聯繫「書家」與「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以情感為仲介而構成的一種有機整體，亦可以說是一種多維度多層次的複合體，從不同的角度或以不同的參照系來考察她，當會有不盡相同的發現或收穫」。當然，李繼凱先生也意識到「並非所有情感的表現都是藝術」。在電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開發的機器人阿爾法圍棋（Alpha Go）已經能夠戰勝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圍棋冠軍柯潔。人們把中國書法書寫技巧進行適當的數位化處理，利用設計的人工智慧程式，機器人可以模仿人進行蘸墨、書寫，並能抓取印章，為所書作品鈐章，從而實現機器人書寫書法。李繼凱先生很早就鮮明地提出了一個至今仍不落伍的書學觀：「書法藝術的創作不是一般的工藝製作。機器人早就能夠寫字，但卻與書法藝術終欠緣分，這就在於人的豐富變化的情感使文字符號獲得了特異的生命」。可見，儘管機器人能夠按照預先設置進行書寫，但終究是按照人設定的程式資料來工作的，由於機器人沒有情感，它無法真正地替代人類豐富的情感和獨特的個性，儘管具體的書法藝術作品往往像人一樣「各異其面」，但機器人所寫出的書法作品無法體現人們豐富情感的變化。書法作品的最高境界是自由所書的內容能夠表達個人情感和藝術修養進行的創作。優秀的書法作品是心靈的藝術，能夠表現人們情感，因此，機器人是無法替代書法家的。

中國古代文人的「入世」與「出世」二重性性格，使得「書法藝術使得這兩方面又始終『互補』在一起，構成了維持心身、內外平衡的優化的調節機制」。 不論是失意文人，還是得意文人，都能從書藝而帶來的心理補償。李繼凱先生引用了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體系的中的「補償作用」，以及里普斯的「移情」說，進行了闡釋，認為「中國書法藝術在古代文人那裏，就成了這樣的『天使』與『摯友』。甚至可以說，就在書法藝術中他們找到了『自我』，從而獲得了一種無上的精神滿足」，古代文人在進行書法書寫中深切地感到了自我的存在，同時在一個充滿創造性的書寫活動中得到補償、滿足，「書法藝術成了他們最善解心意的密友，最常憩息安魂的生息地之一」。

李繼凱先生還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明確指出了人性內心的複雜對書家書寫的影響，他率先在學界提出了「傅山並沒有充分注意到人的內心世界的複雜性」的學術觀點，並進一步指出傅山「寧醜毋媚」等書論，是傅山「對美醜辯證法的一種體悟，可惜不能徹底」。此觀點對人們探究傅山書法藝術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此後，有不少學者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去撰寫文章去探究傅山的書法藝術。關於書品與人品的關係，歷來人們都有「人品即書品」之說，但事實絕非完全如此。如宋之蔡京、秦檜，明之嚴嵩等人的書法水準就比較高。因此，李繼凱先生認為，單純地「將書家人品與書品簡單劃等號的線性思維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由此可見李繼凱先生的書學觀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惟其如此，也才能全面去探究古代書法藝術的本質。

在當代書法學術研究中，李繼凱先生較早注意到書法藝術的「具象・抽象・意象」等問題。他認為：「書法藝術是以『意象』為基本結構的、借助特有工具操作(如用毛筆書寫漢字)的表情藝術，也就是藝術家對『具象』的能動地選擇與改造」，「書法藝術總是處在『具象、抽象、意象』的彈性結構之中，但又以『意象』為其核心因素」。事實上，書法藝術的意象美是其審美特徵的主要方面。該書進一步指出，在藝術中，「所謂純粹的『形式美』實際是不存在的，只有建構成完整的『意象』體，才能具有美感、傳達美感」。對於書法藝術持「具象」說和「抽象」說的雙方，他認為都是有些道理的，並指出兩者都有共同弱點——「無論說：『具象』還是『抽象』，都沒有把藝術家主觀情意因素放在應有的位置上，『具象說』強調物象的客觀性，『抽象說』強調書法線條形式的純粹性，這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了以『情意』為中心及其能動作用所建構起來的意象」。對於書法欣賞來說，尤其如此，不論是殘碑斷碣，還是竹帛短箋，欣賞活動就是在欣賞者主觀能動性的「接受審美」作用下所進行的「意象」之間的活動。因人審美意識的差異，使得書法藝術的意象則更其耐人尋味。也因此，李繼凱先生指出，若想深入書法堂奧，書法的創作者和欣賞者必須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而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文人無疑是得天獨厚的，這從他們能夠『師授家習』『向風趨學』中也就可以略窺一斑了」。而古代善書的文人，「借翰墨以抒情，借書藝創作和鑒賞以冶性」，也是他們的一種宿命和日常生活的方式。

李繼凱先生注意到書法作品的「意象」本身也有個「度」的問題，即「意」和「象」的結合程度越高，藝術便越完美。因而，他指出，「由『意象』而獲得藝術性質的定勢之後，還要努力達到『最佳化』，維持『最佳化』」，否則，作品「會向藝術『弱勢』變化，達到『極限』，便成為非藝術了」。為此，他建議書法創作者應「潛心於『意象』的營求，力求使書法情意與符號（點畫）水乳交融」。李繼凱先生還提出了書法作品中的「霰性意象」「整體意象」「美的意象」「醜的意象」「『朦朧』意象」等概念，並分別對此進行闡釋。中國書法經常具有的古代書家對意象的營求又呈現為多元化，正如李繼凱先生所言，「對於書法藝術而言，無論是意象的，還是抽象的，都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呈現出來的。人們看到的是具象，但給人以比具象更多的想像和聯想，即文藝理論中經常提到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

李繼凱先生在書中還提及了「次要藝術」概念（這並非說次要藝術就沒有價值，而只是說它們的藝術禀性不夠純粹，是「亞形態」藝術），他認為可以把阿拉伯文的書法以及西文的種種書法就都可以劃歸這種「次要藝術」之中。針對國內仍有人對書法是否堪為藝術以及書法的未來命運表示懷疑和擔憂，他認為：「歷史已經證明，將來仍會證明，中國書法是藝術，在過去，它在世界藝術上一枝獨秀，鮮有可匹；在將來，也會以自己獨特的風格和不斷更新的藝術生命，在世界藝壇上贏得自己的地位」。李繼凱先生還注意到了書法的民族性問題，他認為《藝術概論》《藝術哲學》之類的書中很少見到中國書家的大名或書學的內容，原因在於「以西方美學或文藝理論為圭臬，輕視本民族藝術實踐和理論，這也恰好證明瞭中國書法的『特異』以及現成藝術理論體系的某種不足」。當然，他並不否認這種現象近年來已出現了較大的改觀，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開始喜愛、學習、研究中國書法藝術了。書中不僅提及蔣彝先生的《中國書法》（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 Technique），還提及了費古森（John C. Ferguson）編著的《中國藝術綜覽》（Survey of Chinese Art）、塞倫（Oscald Siren）編著的《中國人論繪畫藝術》（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格尼特（Jacques Gernet）編著的《中國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之類的著作中得到一些介紹或論證。當然，隨著書法研究的群體的增多，當前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對中國書法藝術進行了研究。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李繼凱先生在幾十年前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學術洞察力。既有世界文化眼光，又有傳統文化意識，非常難得。

相對於學界中零散或抽象的書法研究，李繼凱先生的書法文化研究包括書學研究涉及到的內容較為豐富，其所論有據，闡論透徹精闢，令人信服。其學術視野開闊，他注意到了文字的書寫之美，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他認為「幾乎所有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國家都有所謂書法，書寫者都在一定程度或範圍內，努力把文字寫得『美』一些」。的確如此，凡是有文字的民族都有書寫行為，凡是有書寫行為的人們都希望能夠寫得漂亮，但這樣的普適性判斷對於中華民族而言，顯然太過於一般化了。他指出《藝術大師論藝術：第一卷》[一書中的「近東和中東」一輯的「書法家」那裏，把抄寫伊斯蘭教的《可蘭經》的手書看得最為神聖，並奉為楷模。李繼凱先生認為：「這種以『籍的抄寫和裝飾』為目的的藝術，與西方國家的『書法』，即把字母變形、誇張、美飾一樣，大抵都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藝術或一種高級的技藝」。

書法藝術具有審美與實用二重性。李繼凱先生在書中從藝術的「意趣」「情趣」「諧趣」，談到書法藝術的「墨趣」「墨香」和「墨舞」。此外，還涉及到書法藝術具有「健身之道」，以及書法所兼具的「重要的認識、教育和啟迪的作用」。 藝術的世界最忌單調劃一，書法藝術更是如此。李繼凱先生在書中論述了書法藝術所具有的民族風格、鮮明的時代風格、地域風格、書體的不同所呈現出特有的風貌，以及涉及到書法的個人風格問題。還論述了書法藝術的俗、雅、玄的藝術特徵。還論述了書法是「動態的靜謐」之魅力的藝術。尤其闡述了草書的動態、節奏以及與靜謐、和諧的關係。此外，李繼凱先生還論及了書法與舞蹈，書法與繪畫，書法與音樂，書法與雕刻藝術，書法與建築以及書法與詩（文學）等多重關係。

李繼凱先生在書學研究中拓展了「書法文化」研究範圍。「書法文化」是指「書法及其衍生的相關文化現象」。青年學者崔樹強在《筆走龍蛇——書法文化二十講》一書中把書法與「周易哲學、氣化哲學、儒家哲學、老子哲學、莊子哲學、禪宗哲學、色彩哲學、人生境界、詩文、繪畫、印章、音樂、舞蹈、建築、漢字、碑帖、兵法、武術、中醫、風水等」文化現象聯繫起來進行了考察，顯示了書法文化宏大的包容性。在此基礎上，李繼凱先生認為書法文化的研究視野「還可以考察書法文化與報刊、教育、旅游、市場、網路、外交、政治以及性別等文化現象之間的關聯」。李繼凱先生在撰寫了《郭沫若：現代中國書法文化的創造者》、《論魯迅與中國書法文化》等學術論文之後，基於他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多年從事文學研究經驗，在學界中率先提出了「『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的關聯」的學術研究課題，並撰文《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刊發在權威雜志《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第三種文本」，意即「文學與書法的『合金』」。誠哉斯言，書法與文學的交互為用，完美結合，迸發出了鮮活強勁的生命力。王羲之書寫的不朽之作《蘭亭序》就是一篇優美的文學散文，褚遂良行書庾信的《枯樹賦》，陸柬之行書陸機的《文賦》，蘇軾楷書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趙孟俯行書曹植的《洛神賦》，文徵明行書王勃的《滕王閣序》等等，都是書法藝術與文學作品相結合的典範，書法藝術提升了文學描寫的效力，文章借書法而表情達意，書法亦因文章而日臻精妙，廣為流佈。的確，「作家的手稿改變了現代文學的存在方式，從而使其成為集文學與書法於一身的複合體」。李繼凱先生認為,眾多現代作家用心用力留下的手跡文稿,大都是具有複合特徵的「第三種文本」。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在書法與文學上皆有成就的康有為、梁啟超、李叔同、沈尹默等一些作家兼書家的事例來作為例證。他認為,「由於中國現代作家是中國古今文學和文化之變的橋梁式人物，自小又受過書法文化的薰染和教育，之後又沒有放棄毛筆書寫，故而，他們並沒有割斷與書法文化的血脈關聯，他們的書法手跡也是一筆相當寶貴的文化遺產」。

「許多中國現代作家都與書法文化有著不解之緣，他們在書法收藏、書法創作、書學探討上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反過來，書法文化也對現代文學的存在方式、文本形式、情感表達、思維方式以及審美趣味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另外，通過對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關係的考察，還可引發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文學、書法、文化、教育等相關問題，以便有助於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從眾多現代作家存世的手稿、信札墨跡中可以直觀文學與書法的相通，李繼凱先生認為「作家書法的總體優勢或最大優勢及特色其實就在於手稿書法、書劄藝術」，他殫精竭慮，撰寫了《論書法文化與中國近現代作家的關聯特徵及功能意義》一文刊發在《書法》雜志上，從文化視野角度考察了近現代作家與書法文化的關聯，從而「可以認識到二者在文化與藝術的總體互動中的交融共生和相得益彰」。並陸續撰寫了沈從文、台靜農、老舍、矛盾、汪曾祺、賈平凹等現當代作家的手稿藝術系列學術文章，試圖在文人與作為「第三種文本」存在的手稿墨跡中找尋其內在的密切聯繫。從「書法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作家,既展示作家對於書法、書學的貢獻,又能反觀書法文化給予作家的深刻影響，並由此對文學創作和書法創作的一些深層問題進行反思，以便有助於新世紀中國文學和書法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當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之時，此類學術文章顯然已為趨於「飽和」狀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增長點。值得一提的是，李繼凱先生並不認為所有作家的毛筆書寫都是書法，他分別從「世俗化傾向」「自覺的創新意識匱乏」等方面，闡述了作家書法中的不足，同時指出「精通書法一定能創造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但可以說，『書法文化』有助於作家的修養和文學創作的豐富與提升」。中國現代作家已用手中的毛筆創造了無愧於時代的文學與書法藝術，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作家更無理由放下手中的毛筆,面對一個正處於「毛筆」被「鍵盤」取代的時代，「放下甚至捨棄『書法文化』，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意味著背離、遠離甚至喪失中國文化的血脈與根本」，為此，他提出了相應建議：「新世紀中國文學不僅要突破對於『書法文化』的忽視與隔膜,更要走出中國現代作家存在的誤區,真正能樹立書法的創新意識,並創作出超凡脫俗的書法作品」。

李繼凱先生多年來致力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及書法文化研究，在其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其研究生不少主動選擇近現代的作家書法進行研究，培養的學生中有不少已經在作家書法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其中，孫曉濤博士在讀期間就加入了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還多次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辦的書法學術研討會，並在《中國書法》《書法》等專業刊物上發表了五篇核心論文，現在鄭州大學書法學院專職從事書法教學工作；李徽昭博士在讀期間即在國家級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初版了學術專著，並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其中有六篇核心論文，其關於作家書畫方面的研究在學術界已較有影響，博士論文獲得了陝西省優秀博士論文。李繼凱先生還注重書法文化的傳播。他先後在境外與內地的日本長崎大學、台中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四川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河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地進行的書法文化演講及教學，受到熱烈歡迎。鑒於李繼凱在書法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詣，中國書法家協會特邀請其參加「全國第十一屆書法篆刻作品展」學術論壇，並在國家圖書館「『國展』——講座論壇」作了題為《中國書法文化與近現代作家文人的關聯性——兼談當代書家如何重塑文心》的主題演講。講座中，李繼凱先生對「書法文化」與「書法藝術」的異同作了界定，然後從「文人與書法文化概觀」「近現代文人書法掠影」「近現代文人書法現象及特徵」「近現代文人書法的文化功能及影響」及「略談『重構文心』」等五個方面闡述了中國書法文化與近現代作家文人、當代書家文人的關聯。演講中，李繼凱先生主要結合諸多近現代作家文人的手稿及書法作品，梳理了近現代文人作家書法現象、特徵，分析了近現代文人作家書法的文化功能及影響，並強調了作為書寫者的作家、書家與文化修養的密切關係。國圖的「『國展』——講座論壇」是「全國第十一屆書法篆刻作品展」學術論壇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演講，專題性、學術性更強，李繼凱先生的演講，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富有啟迪，引起了在場聽眾的濃厚興趣和熱烈反響，《中國書法報》《中國書法》，以及中國書法家協會官方網站等多家媒體給予了相關報導。

李繼凱先生在治學之餘，堅持書學研究與書法實踐並行，多年來臨池不輟，可以用真、草、隸、篆諸體進行書法創作，但尤善行草書法，其書風飄逸遒勁，渾然自如，是典型的「文人字」，有著傳統文人的書卷氣。作為文化學者，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副會長，魯迅是其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或許是多年研究魯迅的緣故，在長期翻閱魯迅信札、手稿的同時，魯迅書法風格也滋養了他的書法審美，其書法風格明顯受到魯迅書風的影響。如上圖所示的李繼凱書法創作中，可以看出其書法筆意奔放豪邁，用墨蒼潤相間，用筆提按頓挫，輕重緩急中呈現書寫變化，線條厚重圓轉處深得顏真卿、魯迅書法神韻。魯迅精神對李繼凱先生也產生了影響。他曾在《論魯迅與書法文化》一文中對魯迅與朋友之間的翰墨書寫與書法交往進行了考察，從「文化交際」的視角論及了書法藝術的「文化交際功能」。他本人其實也很注重這種功能，並意在通過書法為仲介的人際交往，在翰墨交往中豐富他人和自己的人生，並由此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贊譽。

近年來,書學研究與空前繁榮的書法創作相比，頗不景氣，個中原因，除了學術氛圍空氣趨於淡化外，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當下的關涉書法的學術論著中，的確存在著一些內容晦澀、文字枯燥、難於卒讀的問題，因而學術專著如何能夠寫得文筆優美，如何能夠吸引更多的讀者閱讀興趣，達到陽春白雪、曲高和「眾」，已成為當今學人們較多關注的事。在這樣的語境下談論李繼凱的書學研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總之，李繼凱先生的書學探索，不容小覷。借助於李繼凱先生的書學研究，不僅鼓勵了作家文人的書法追求，而且當代書法家中那失落已久的書法文化精神也得以啟動，繼而還原書法家這一身份的文人本色，推動了書法學術研究的多元化發展。品讀其充滿激情、直抒胸臆、言之有據的論述，亦可進一步為書學的深入研究提供諸多有益的啟示。（孫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