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歟？仁者歟？──復仇：武松與哈姆萊特（下）

之所以「死大於生」，是因為「靈重於肉」，哈姆萊特認為人是具有靈魂的，哪怕死後同樣也有靈魂存在，當鬼魂出現，哈姆萊特追蹤而去時候，霍拉旭怕哈姆萊特遭到傷害，勸他不要去，哈姆萊特說道：「怕什麼呢？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針；至於我的靈魂，那是跟它自己同樣永生不滅的，它能夠加害它嗎？」也就是說，哈姆萊特認為哪怕自己生命被加害，但靈魂永存，因此沒有什麼害怕。而鬼魂的那段話，無疑更加深了哈姆萊特的這一信念，「我是你父親的鬼魂，因為生前孽障未盡，被判在晚間游行地上，白晝忍受火焰的燒灼，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等生前的過失被火焰淨化以後，方才可以脫罪。若不是因為我不能違背禁令，泄露我的獄中的秘密，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最輕微的幾句話，都可以使你魂飛魄散，使你年輕的血液凍成冰，使你的雙眼像脫了軌道的星球一樣向前突出，使你的糾結的卷髮根根分開，像憤怒的豪豬身上的刺毛一樣森然聳立；可是這一種永恒的秘密，是不能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父親之所以在地獄遭受煎熬，那是因為生前罪孽未除，地獄這般恐怖，那麼死後究竟是下地獄還是升天堂，對於個人來說，自然分外看重。

放在仇殺對象身上，也是一樣。當克勞狄斯獨自一人在室中禱告，哈姆萊特當時完全可以一劍致其死地，但他卻沒有那樣做，而是說道：「現在他正在洗滌他的靈魂，要是我在這時候結果了他的性命，那麼天國的路是為他開放著，這樣還算是復仇嗎？不！收起來，我的劍，等候一個更殘酷的機會吧；當他在酒醉以後，在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縱欲的時候，有賭博、咒罵或是其他邪惡的、行為的中間，我就要叫他顛躓在我的腳下，讓他幽深黑暗不見天日的靈魂永墮地獄」。在哈姆萊特眼裏，克勞狄斯禱告的時候也正是洗滌罪惡的時候，如果一下殺死他的話，那麼天國的路這時是為他開放著的，所以他此刻不能動手復仇。而只有當克勞狄斯在進行罪惡活動的時候，那時殺死他，也才能讓他墮入地獄。既然要的是他的「死」，但卻更看重他死後是進入天國還是墮入地獄。哪怕滿腔仇恨，內心卻根深蒂固抱著這種一種瞻前顧後思慮重重的生死觀，勢必延宕復仇的腳步。

死大於生，靈重於肉，正是因為這樣的信念，導致了行動的保守，讓整個復仇在某種程度上也變得頗具意味。武松的復仇結果，是殺了潘金蓮、西門慶、王婆，壞人全部殺盡，自己毫髮無損，人們讀來是大快人心，充分體會到復仇的快感。但《哈姆萊特》卻讓人看到的是這樣一種結果，最後的復仇，邪惡的一方，克勞狄斯（國王）、葛特露（母后）、波洛涅斯（大臣）死了，但善良的一方，奧菲利婭（哈的愛人）、雷歐提斯（哈的友人），包括哈姆萊特本人，也都死於非命。以三個年輕的青春的生命，去換取三個年老的衰退的生命，這場復仇很難說就算得上成功。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用心掂量這個體生命的「生」與「死」，「肉」與「靈」，我們的身心才可能受到更莊嚴洗禮，從而觸及到生命本質所在。這也是哈姆萊特之問，為何會成為西方最經典的人性鍛造的畫面，成為文藝復興最引人矚目的風景，它敲擊著一代又一代的世人，並最終為「現代人」樹立了標準。

一本《水滸傳》，多有「嗜血的快樂」，武松復仇一節表現亦十分顯著。

先看武松殺潘金蓮：

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著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奉在靈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再看武松殺西門慶：

（武松）涌身往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

再看官府懲治王婆：

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吃了一剮。

這樣的場面，當真血腥無比，殘忍至極。然而讀者於此處卻是如痴如醉，明代著名評點家金聖嘆對武松簡直是推崇備至，贊嘆道：「然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闊，林沖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人，不亦宜乎？」這裏金聖嘆將武松推為「天人」、「第一人」，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更是直呼武松「聖人！聖人！」這般推崇，真有五體投地頂禮膜拜之感。

金聖嘆崇拜的是武松將暴力和血腥發揚到了頂點，後來武松的血濺鴛鴦樓，滅了張都監滿門，武松一路殺，金聖嘆一路評，其興奮勁絲毫不亞武松本人，武松每殺一人，他都特別加以品味，「殺第一個」、「殺第二個」、「殺了三個」、「殺了四個，又割頭，與殺別個不同」、「殺第五個，亦割頭」、「殺第六個，也割頭」、「殺第七個」、「殺第八個」、「殺第九個」、「殺第十個」、「殺十一個，殺第十二個」、「殺十三個，殺十四個，殺十五個」，十五個被殺裏邊，至少有十三個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無辜者，這等殺人者和看殺人者「嗜血的興奮」，其場面實在觸目驚心，殘酷十分。這一情景，凸現的實在不是什麼英雄品格，而是暴民秉性。武松殺人之後，備感快意，說道：「我方才心滿意足」。對「方才心滿意足」，金聖歎評道「六字絕妙好辭」。武松去那死尸身上扯下衣襟蘸著人血寫下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金聖嘆更是迭聲稱贊「奇筆奇墨奇紙」「聊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天地間有數大文也」。數百年來，和金聖嘆一樣，人們對這八個字是傾倒無限，實在體現出一種普遍的暴民心態。

《水滸》，無疑是將這種暴民心態發揚到了極致的一本書，我們看書中無處不在都充溢著這種令人髮指的「武松式的殘暴」，比如張順，為了賺安道全上梁山，但安道全此時留戀女色，不願上山，張順也不多勸，「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個人，刀口早卷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卻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著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壁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也』」。這裏用的殺人行徑，和武松殺張都監一門如出一轍。不過比武松更過分的是，張順把殺人責任全都嫁禍到了安道全身上。再如李逵，更是一個絲毫不亞於武松的「殺星」，江州劫法場，李逵「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百姓撞著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裏去」。此處關於李逵，還寫道的是「殺人最多」，「好漢」。這直接簡單的邏輯，透出的是一股可怕的狠勁。三打祝家莊，扈家莊已經和梁山做成了一夥，但李逵卻是，「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殺人之後，還自鳴得意對宋江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廝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由此看李逵貫徹的正是這樣的梁山理念，殺人即有功，根本不管對方是好是壞。為了賺朱同入夥，李逵聽從吳用之計，將一個四歲的天真小兒，竟然「頭劈做兩半個」，這般情景，可謂鐵石人也要驚心，但李逵卻從無反省。後來在四柳莊上，莊上一對青年男女約會，「李逵一腳踢開了房門，斧到處，只見砍得火光爆散，霹靂交加」。多麼恐怖。但如此殘暴的人，金聖歎竟然稱道他是「上上人物」，而李贄更直呼李逵為「活佛」，怎不讓人心底透涼。而整個梁山好漢，基本都是這般行徑，孫二娘孟州道上明目張膽賣人肉，「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朱貴在梁山腳下開酒店，但凡過往客人，「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為羓子，肥肉煎油點燈」。最怕是這不動聲色的敘述，仿佛當成家常便飯一般，殘酷近於麻木，兇狠近於冷漠，才最是血腥。

這等血腥，照聶紺弩是說法就是，「殺了人不但毫無愧怍，反以多殺為雄武，以死者時的觳觫驚恐，宛轉哀啼以及對尸體的若何處置，為可賞玩或者泄憤」。並言道，「凡此種種，都由於心靈的麻痹，感情的粗暴，人性的喪失」，乃是「落後的民族」之象徵。於這「民族之劣」，劉再復也批評道：「中國的評論者和讀者，只求滿足自己的心理快意，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為。當然，與其說忘了，不如說是根本沒有意識到，因為一種『嗜殺』的變態文化心理已經成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觀之《水滸》，實在是深有道理。

同樣的復仇，哈姆萊特身上卻絲毫不見這樣的暴民秉性，而是讓人逼視到一顆仁者心靈所帶來的震撼。

姆克艾羅說道：「莎士比亞成熟悲劇中主角的特點是，有卓越的自我意識感和清醒的道德感」。哈姆萊特無疑是個追求道德完美的人，當他心中還不曾有復仇動機，就對霍拉旭這樣說道：「在個人方面也常常是這樣，有些人因為身體上長了醜陋的黑痣——這本來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他自己的過失——或者生就一種令人側目的怪癖，雖然他們此外還有許多純潔優美的品性，可是為了一個缺點，往往會受到世人的歧視。一點醜陋就毀壞了高貴的品質，使人聲名狼藉」。

而在父親的鬼魂已經出現，明令他前去復仇，哈姆萊特還是頗為躊躇，並不無怨恨說道：「我所看見的幽靈也許是魔鬼的化身，借著一個美好的形狀出現，魔鬼是有這一本領的；對於柔弱憂鬱的靈魂，也最容易發揮他的力量；也許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憂鬱，才來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誘到沉淪的路上」。

哈姆萊特不能容忍品性上的「一點醜陋」，身上滿含「柔弱和憂鬱」，一方面體現了前面所說的「道德性焦慮」，同時更顯示了人性的善良與道義的關懷。

即使哈姆萊特後來有了復仇意圖，我們看到這份仁者情懷也從未離他遠去，「現在是一夜之中最陰森的時候，鬼魂都在此刻從墳墓裏出來，地獄也要向人世吐放癘氣；現在我可以痛飲熱騰騰的鮮血，幹那白晝所不敢正視的殘忍的行為。且慢！我還要到我母親那兒去一趟。心啊！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遠不要讓尼祿（古羅馬著名暴君）的靈魂潛入我堅定的胸懷」。這忐忑難安撥動心弦的話語，是何等的誠摯動人撼人心魄。

哈姆萊特令人情動的仁者心懷，從他一直追問何者為人的問題上，亦見懇切。他對人讚美道：「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這一連串的讚歎，通常被後人稱之為「人性讚美詩」。在哈姆萊特眼裏，只有具備了這等高貴品性，才能稱之為「人」。正是因為哈姆萊特對人的高貴品質的看重，由此他才成為如奧菲利婭所說的那樣完美的人物，「朝臣的眼睛、學者的辯舌、軍人的利劍、國家所矚望的一朵嬌花；時流的明鏡、人倫的雅範、舉世注目的中心」。

哈姆萊特對人性的分外看重，劇中在在有所展現。他喜愛看戲，於戲劇的作用，說道：「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人生，顯示善惡的本來面目，給它的時代看一看它自己演變發展的模型」。在他眼裏，演戲乃是揭示善惡，本著純潔人心而來，亦即是他所說的「心靈的眼睛」。當他後來痛陳母親的罪過與罪孽，說道：「我要把一面鏡子放在你的面前，讓你看一看你自己的靈魂」。母親的懺悔之言也很能說明這一點，「啊，哈姆萊特！不要說下去了！你使我的眼睛看進了我自己靈魂的深處，看見我靈魂裏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點」。

保持人性的善良完美，必然對無羈的意志著意約束，「菩薩妖精，總是一念」，魔鬼和天使原只有一紙之隔，關鍵在於能否約束自我那如野馬般橫衝直撞的意志。武松顯然不願進行約束，相反，他還有意讓它如泄閘洪水一般肆意縱橫，每當出手之時，武松總喜歡豪飲一通，打虎如此、打蔣門神如此、血濺鴛鴦樓如此、殺潘金蓮西門慶同樣如此，酒在他身上如此不可或缺，簡直成了暴虐的催化劑和助力器。但哈姆萊特卻是竭力克制，對酒，他更是反感至極，第一幕裏，當他聽說國王正在通宵醉酒時候，毫不留情斥責道：「這一種酗酒作樂的風俗，使我們在東西各國受到許多非議；他們稱我們為酒徒醉漢，將下流的汙名加在我們頭上，使我們各項偉大的成就都因此大為減色」。對縱橫無羈的「志願」和「意志」，他後來更借戲中人之口譏刺道：「志願不過是記憶的奴隸，總是有始無終，虎頭蛇尾。像未熟的果子密佈樹梢，一朝紅爛就會離去枝條。我們對自己所負的債務，最好把它丟在腦後不顧。一時的熱情中發下誓願，心冷了，那意志也就消散」。在哈姆萊特眼裏，意志顯然是盲目的衝動的，他對之頗為鄙夷。

正是因為謹防純粹意志對人造成的危害以及對「人」和「人性」的嚴肅思考，並貫注到自我道德砥礪中來，從而讓哈姆萊特自始至終具備了仁者的善良胸襟，哪怕是在極端痛恨當中也沒讓人性之惡奔突而出。明知母親犯下罪孽，一腔仇恨，他依然滿含深情呼喚道「母親，母親，母親」，這三個「母親」，喊得是如此深情依依催人淚下。他在規勸母親時說道：「向上天承認您的罪惡吧，懺悔過去，警戒未來；不要把肥料澆在莠草上，使他們格外蔓延起來。原諒我這一番正義的勸告，因為在這種萬惡的時世，正義必須向罪惡乞恕，它必須俯首屈膝，要求人家接納它的善意的箴規」。既然是「正義的勸告」，為什麼還要請求「原諒」？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正義必須向罪惡乞恕」？這等矛盾和不解，顯露的正是哈姆萊特那獨有的體貼幽微的仁者心胸。

「啊，但願這一個太堅實的肉體會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84]。能道出這般話語，該是怎樣一顆博大的仁者情懷。也正是這等情懷之別，從而讓這場復仇大戲在中國成為一場快樂的盛宴，而在這裏卻成了徹頭徹尾的大悲劇。但正是這悲劇，才震撼了人們的靈魂，成為人文主義最精粹的代言，給我們何者為人的嚴肅思考，並淨化著這個世界。（黃全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