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後的幸存遺產──烏托邦美學意義的解構（上）

烏托邦作為一種理想社會模式提出之後，甚至當其建構意義尚未體現之時，就已經出現了反對、解拆或者解構的現象。烏托邦在社會實踐中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失敗的，但是，如從美學視角看，無疑又是一種幸存的遺產。這裡包括兩個方面的領域，一個是就原本烏托邦意義的外部層面，建構與其相對立的「理想社會」模式，從文學方面來看，例如大量的所謂的「反烏托邦小說」；另一個是直面烏托邦本身的意義價值，進行批判或解構。從這個分解區域看，本文把烏托邦理想國的意義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它的社會模式及其實踐的意義，這一部分在理論評估方面分歧較大，爭論也多；另一部分是它的價值或哲學／美學意義，就其本身內容爭議不多，但當以第一部分的（社會／實踐）引起的對其意義的質疑或爭論時，同樣也會影響它的價值或哲學／美學意義的拷問或探究。

就第一個層面看，在文學作品中，所謂「反烏托邦小說」，一般地不以原本意義的烏托邦理想國作為對象，例如，取最典型的是被喻為「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小說，包括前蘇聯尤金‧札米亞京《我們》、英國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喬治‧奧維爾《1984》（奧維爾另一部小說《動物莊園》也時常被列入「反烏托邦小說」），構築的是批判對象是另類烏托邦。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描寫所謂未來時代的小說也被列為「反烏托邦小說」，是以現代或未來科技反對原本意義的烏托邦的。在這類「反烏托邦小說」中，也有少量是針對原本意義的烏托邦精神進行諷刺或奚落的，例如《1984》，但大量的主要還是脫離原本討論的烏托邦意義，甚至是本身在構築另一個烏托邦，即他們（作者）自己的烏托邦理想。本文對這類「反烏托邦小說」不作評論，也不作為本文就烏托邦美學意義所作討論的對象。

一般來說，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莫爾的《烏托邦》，即人類社會在幾千年的戰亂和對立中所滋生的對理想國家的設計，均包含兩個層次的意義，一是社會運作機制的實踐意義，如權力架構、生產和分配方式等，二是以作理想和倫理支撐力量的美學意義。就這個層面看，即直面烏托邦本身的意義價值進行批判或解構的文學作品，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基本上，在理性世界層面，是把烏托邦作為一種可追求和可欣賞的價值／美學意義，而不是照搬為必須實行的當今社會的具體模式。一九五九年，當商務印書館出版托瑪斯‧莫爾的《烏托邦》時，在其前言中曾非常清晰地點出了這一點：「很明顯，莫爾是一個有抱負有理想的人，他寫作的動機是積極的，是渴望實現自己抱負和理想的。然而烏托邦社會主義卻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同義詞，烏托邦在後代被人們和空想等同起來。這也許非莫爾始料所及」。顯然，這裡三個關鍵詞，「積極的」、「抱負」和「理想」主要指向就是美學意義的。

這種美學意義應該是廣泛意義上的，包括體現這種烏托邦的哲學／倫理、價值判斷特點、人際關係模式、藝術和審美思想，直至終極信仰／宗教思想等。這兩個層次的意義是整個烏托邦理想的生命共同體，即烏托邦的美學意義催生了烏托邦的運作機制，而烏托邦的運作機制在實踐中的成敗得失也檢驗了烏托邦美學意義對人類社會致力向健康和美善方向發展時的切合度。

事實上，從最古老的烏托邦到現代的烏托邦，人類在社會運作層面實驗烏托邦時總是極具謹慎，尤其是在進入社會分工精細化和生產活動規模化後，各種烏托邦的試驗要不自生自滅，要不只在極小的團體範圍內生存，但最後也無法避免變異／異化的挑戰。歷史上多次大規模的革命或暴力改革，儘管會託附於某些烏托邦的啟發，但幾乎沒有一次認真地付諸實施。在後現代的全球化的世界這種狀況更趨冷峻，因此，烏托邦在現實或可預見的未來，它的美學意義才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寶貴遺產。

正如上文所說，社會運作模式和美學／價值體係是整個烏托邦理想生命共同體的兩大支柱，烏托邦實踐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挑戰，導致了烏托邦美學意義的不斷消融或解構。從理論上對這種消融或解構的現象進行研究的並不多，因為它沒有更多的尤其是成功的個案可供剖析，但是，從文學作品中，卻有不少對這種烏托邦美學意義的消融或解構進行了探索，或者更可以說，相當一部分文學作品不是單純地進行形象化的記述，而且也在本身進行消融或解構烏托邦美學意義的嘗試。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烏托邦美學意義的解構問題，當然從某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烏托邦美學意義的批判現象。

本文所論述的烏托邦意義的解構問題，時間跨度主要定局在兩個歷史行為，第一個是十九世紀上半葉至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各地對烏托邦所啟示的理想社會進行的實驗或實踐的運動。這裡大部分（而不是全部）體現在大規模和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儘管這些革命和運動的代表人物和經典理論，自始至終貶斥烏托邦的模式是空想和非現實的，但從來不否認是這些革命和運動的思想來源之一，而且其實驗過程中的某些組織模式（例如公社）的啟示幾乎都是來自烏托邦的設計。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合法性之一。第二個是，相對於上述第一個有主流規模的歷史行為，長期存在著薪火不息的非主流的試驗（例如公社、新村、平民教育等）一直散佈在世界各地，而且成為一個長久不衰觀察視角或研究、評論對象，當有也無法逃脫解析甚至批判的對象。

基本上，本文所論述的解構現象，就是在上述兩大歷史現象中伴生的。這種解構描述或批判現象，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烏托邦社會運動的轉向／變異對其美學意義的解構／批判，作者稱之為烏托邦美學意義的前解構，二是在烏托邦實踐運作日益萎縮的現代和後現代，轉而描述其價值／美學意義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並進行批判，作者稱之為烏托邦美學意義的後解構。這兩個概念有時間／歷史發生的界限，但也有重疊和交叉的部分，在某種情況下，這種劃分更是一種性質上區別而非時間的區分。

以托瑪斯‧莫爾的《烏托邦》為最近的也為最典型的描述，烏托邦作為一種理想國家（Utopia），在以當時「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提出時（莫爾極力反對的），顯然是一種僅僅充滿理想而虛構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模式在許多人看來，尤其是社會活動家眼中，卻是值得一試的偉大的社會實驗。例如，因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性，激起社會主義的熱情，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計劃生產和消費，人人從事勞動，不但其公平原則吸引人，而且其對社會和生活環境的描述也幾乎是完美無缺。烏托邦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來源之一，而空想社會主義又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的來源之一，這幾個來源，使烏托邦在其本身美學意義外又綁在了社會革命／社會運動的戰車上，增添了革命和社會正義的美學意義。烏托邦是空想的，但革命和社會改革是現實的，空想的（完美的）和現實的（殘酷的）糾集在一起，注定烏托邦的美學意義將在某種語境下成為「血染的紅旗」，這種美學意義得以建構伸展還是解構消逸，將取決於時空轉換而變得命運不測。

理想的公平的社會／國家轉化成正義運動，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一系列社會運動，不僅僅是社會主義運動，還有民族獨立和革命運動，反抗侵略和解放運動，都是因為正義的召喚而變成一種自我犧牲的奮鬥。烏托邦本來是一種從理性主義設計的完美社會，但一旦變成衝動或流血的社會運動時，它反而要被理性的精神和資源進行批判。除了運動的殘酷性引起質疑外，已經開始實驗的新社會體制則給人們帶來的新的疑問甚至是否恐懼，也因此，人們或自然或不自然都會對烏托邦的美學意義產生質疑，而在文學作品中則通過欣賞和解讀，消解或解構了一個不存在的社會但卻實質存在的美學意義。

烏托邦美學意義的解構來源於大規模進行社會改造或建立社會新模式過程中所產生的反人道傾向。俄國十月革命是第一次對這種理想國進行的大規模實驗，它的一些後果包括理想的異化，是眾多文學作品審視的對象。有一些是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表達，如帕斯捷爾納柯的《日瓦戈醫生》、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這類作品在中國並不多見，更多的則是通過理想國異化對人性發生扭曲的描寫，前蘇聯包括上世紀五十年代「解涷」後有大量這樣的作品。文革結束後，中國作家對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反思，也大量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如余華的《活著》，陳忠實的《白鹿原》，甚至包括傷痕文學，都可見到這種解構的思路。

我們可以比較兩部對中國學者說來較熟悉的作品，基本上摡括了因上述質疑而導致的美學意義的解構。一部是前蘇聯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另一部是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所著的《牛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誕生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這本書起碼在中國被奉為「影響了幾代人的追求新社會的經典」。俄國革命是莫爾《烏托邦》發表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實踐的第一次具有成功腳步的典範，當然，這是指實驗進行者取得了改革主導權（「無產者奪取了政權」）。這是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因掌握主導權而得以大規模地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新世界」的「理想社會」的實驗，卻是面臨重重困難。例如，《烏托邦》就理想的社會模式來說，其最關鍵的核心就是來自神秘的旅行家拉斐爾‧希斯拉德私有制的鞭撻：「如不徹底廢除私有制，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私有制存一天，人類中絕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同柏拉圖奴隸制階級內部的財產公有的「理想國」不一樣，莫爾本人具有基督教神學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同時具有在人文主義薰陶下形成的人本精神和人道主義。這種本應極具理性的社會模式，在其實踐過種中，尤其在人類歷史第一次有機會進行理想社會實驗中，卻被奪取主導權過程中的激進、血腥、你死我活的衝突所變異，直至從消減階級對立初衷而演變為另一個極具對立和分裂的社會模式。奪取主導權過程中的「革命快感」竟然變成或佔領了新社會「建構旋律」。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憧憬的「新社會」、「理想國家」為方向，但審美情趣仍然停留在奪取主導權過程中的「革命快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實質上是作為一個「新社會」、「理想國」的主導者、參與者被作者推出的，他繼續堅持前革命或革命時期的階級對立思維，對一切被視之為異類的人進行抨擊、嘲弄（如復活節對神父進行的惡作劇、對曾經是前女友的冬尼亞的咀咒等）；不是消除而是鼓吹助長階級仇恨；他恨一切比他富有的人，甚至包括車站食堂的堂館、做小買賣的老百姓。這種仇恨，不僅理所當然地體現在社會層面的「階級鬥爭」中，而且更險惡地貫穿於同類、同志、黨內的「路線鬥爭」的殘酷性中。結果，以「新世界」的「理想社會」實驗為出發點的革命，試驗困難不僅來自如何處理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協調的關係（這是新社會理想國無法迴避的設計），反而來自設計者主導者內部的糾集、矛盾，從革命到反抗再到鎮壓，然後產生新的敵人和新的階級分化，接著又是新的運動和新的恐怖，如此惡性循環，無疑是對理想社會尤其是它的美學意義的解構。

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和研究者余一中曾如此概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線：「革命和內戰中雙方激烈而殘酷的較量及其所引起的思想震盪、感情波瀾成了簡單的態勢轉述、白軍暴行和小市民心態的漫畫式描寫；富有活力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成了小說的主人公『理所當然』感到『義憤』和『大糞坑』似的集市盛行、『銀幕上爭風吃醋』的時期；充滿困惑、迷誤、陰謀和痛苦思索及悲劇性的黨內鬥爭成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無產階級』（準確地說，是『左派”幼稚病患者和史達林路線擁護者）高唱凱歌，節節勝利的過程」。也因此，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成為一個為「新社會」、「理想國」奮鬥而必須具備的精神和行動，這無疑會受到歷史複雜性和社會真實性的檢驗甚至挑戰，也包括人性真實面的質疑和挑戰。基本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應該是一部革命經典，但它同時伴生革命應具有的異變／異化，在歷史局限下無可避免地對理想社會（哪怕是空想的）的美學意義起到了解構的作用。

現在，再看艾捷爾‧麗蓮‧伏尼契所著的《牛虻》。事實上，《牛虻》誕生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前的二十多年，我們之所以例舉此書，是因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此前受《牛虻》的「英雄主義」的極大影響。在所有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美學審視中，都會追溯到《牛虻》。

《牛虻》所述的時代，是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義大利革命志士的鬥爭活動史，這個背景不同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描述的國內革命，而是反抗奧地利人的侵略。而最初反對外來侵略者和反對專制獨裁的還是在拿破崙佔領時期就建立的「燒炭黨」秘密革命團體，也即小說中「青年義大利黨」的前身，這個黨不僅要驅逐奧地利人，而且還要推翻義大利的專制政權，應該說，具備了一切為「理想社會」奮鬥過程中的審美情趣。單純幼稚的愛國青年亞瑟在被革命同志誤解同時，發現自己竟然是道貌岸然的神父的私生子，痛苦之下，佯裝投河自盡，奔赴南美。在南美受盡了人生極難見的痛苦和屈辱，十三年後當他化名「牛虻」帶著傷殘重回故鄉時，已經成為一個冷漠無情、決絕果敢、連自己新生父親的神父的懺悔也不接受的冷酷戰士。信仰，冷酷，犧牲，是全書的三大元素。小說中出現的「上帝和人民」口號，是一切具有美學意義的理想主義最能激動的道德基礎，也是烏托邦理想國尤其是其美學層面的終極出發點。但是，正因為有佔據道德制高點的優勢，《牛虻》中所體現的以對立為主線的「英雄主義」成為讀者不敢輕易否定的敏感地帶。事實上，對這一點提出挑戰的並不多，而且，《牛虻》是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追溯而大量流讀於前蘇聯和中國這一具有某種同質性國家，所以對「英雄主義」的質疑不會在主流話語中有較重的地位，但是，這並不妨礙對《牛虻》主人公因「英雄主義」的而出現的對「理想社會」的隱蔽質疑：虛偽，欺騙，出賣，叛變，冷血，恥辱，痛苦，等等。保爾最致命的缺陷如狹隘偏執，對人懷有強烈的偏見和仇恨，喜歡感情用事，缺乏理性，刻薄，缺乏對人起碼的尊重等等，都可以從「牛虻」身上追究到歷史的影子。

《牛虻》事實上是一本烏托邦美學意義的「傷痕文學」。《牛虻》的要害，是用「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行為美學」置換了以和諧為主的「理想社會」本應具有的精神美學。這種置換一直被複製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個語境。如果說，《牛虻》自始至終都處於奪取主導權的過程中，這種情況猶可理解，而社會主義運動中「運動就是一切，目標是沒有的」，理所當然要體現在《牛虻》的民族獨立運動中。那麼，從十八世紀的歐洲民族獨立運動中，到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再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運動在相當一部分國家取得主導權，「運動就是一切」的停留性審美情趣，那麼，從烏托邦開始的理想社會的實踐，其美學意義被逐漸消融乃至解構，就不足為奇了。

上引兩部小說並非所謂的「反烏托邦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對美學意義的解構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反而，烏托邦因其美學意義而引起的實踐及其在實踐中的失敗，是解構的重要背景。烏托邦美學意義的解構，一方面是由於在實踐過程中同所處社會中的堅強的現實堡壘碰撞失敗而引起的質疑，另一方面也同原本意義上的烏托邦美學意義無法回答歷史進展中出現的社會和經濟動向有關，例如，莫爾的《烏托邦》發表後，資本主義的工業技術空前大飛躍，生產和勞動關係中的分工精細化，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大規模的行業生產線，由於貿易增加而對小農經濟的吞噬，都動搖了烏托邦美學意義的經濟基礎，再加上社會逐漸形成一套可以自行修正或改善的機制，例如清教徒倫理的出現，讓人們在烏托邦美學意義外有了更多的審美選擇。同時，烏托邦美學意義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本身又缺乏類似宗教思想中的「幽暗意識」，無法正視或修正本身的缺陷，於是，在資本主義日益發展尤其是日益自我完善的過程中，我們所說的烏托邦美學意義的前解構基本也就形成了。

這個階段，從十六世紀莫爾的《烏托邦》發表起，一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長達四個世紀。大規模的主要以國家力量進行的烏托邦理想社會的實驗，或者完全失敗，或者同其它社會體係找到相同的基點而與之融合。在這方面的著述中，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著作是大量的，但文學作品卻幾乎沒有對這個我們稱之為的「前解構」作出反應。

唯一的例外，就是發表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小說《1984年》。這本小說介於「前解構」與「後解構」之間，本文下面即以《1984年》作為開始討論所謂的「後解構」問題。

（鄉盧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