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

《論語》雖然不能完全囊括中國的傳統文化，但說它是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之作，卻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它給予這個民族的滋養與影響不僅顯而易見，而且如參天之樹，已經是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然而，近幾十年的事實卻是這個傳統文化似乎被人們逐漸疏離，乃至被揚棄，出現很多數典忘祖的傾向。自然，這與許多外來文化的侵襲與衝擊有關，儘管還有其他因素。

本來，國門洞開，西風吹進，讓我們領略與看到了花團錦簇一般的奇偉與瑰麗，新的事物，新的意識，新的思想，光照出處於在摸索探路中的這個民族，就此激發起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奮起與復興，這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結束了上千年的封閉自守的國家形態。

然而，就如同一塊硬幣那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被我們肯定與正視的一面，當然無可厚非，但被我們忽略了的另一面，居然逐步取代與混淆了被我們所正視的那一面。在大潮滾滾，泥沙俱下的態勢之中，美與醜、善與惡、精華與糟粕，都同時洶湧進我們的意識之中，使我們的思想與靈魂在猝不及防的時候受到腐蝕與虧損。一方面是物質的繁華與歌舞升平，另一面卻是難以掩飾的精神文明上的失落與衰敗的局面。可以說，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片亂象，是鮮花與毒草同生共長，麥子與稗子難辨伯仲，看似姹紫嫣紅，但真要從這裏攝取一幅風景，居然找不到一處理想之地。

原因在於，傳統文化還來不及反省與反思，就被外來文化攪得沉渣泛起，外來文化的良莠並存，黑白莫辨，讓我們在眼花繚亂之間如羊走迷，無所適從。時而全盤接受，時而又不屑一顧，在左右搖擺，半遮半掩之中，使各種思潮接踵而至，此起彼伏。這一原因呈現出的主要現象，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蕪雜與混亂。如果考量當下國人的信仰，除了純正的幾大宗教外，可以說信什麼的都有，蛇仙狐怪，財神土地，關公秦瓊及一些邪靈巫術，數不勝數，而且還在繼續製造著各種偶像去加以膜拜。但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對各類山神小鬼的膜拜無非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錢與權。這似乎從另一個側面在告訴我們，類似的信仰都是一種空談，是一種附麗在物質利益之上的信仰。這種現象，自然也存在於被國家認可的各大宗教的信眾裏，只是程度大小之別罷了。

在這種文化環境下，人們渴望傳統文化與道德的回歸，渴望有一種真理照亮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前一陣子的國學熱，之所以能熱得起來，正是迎合了人們的這一心靈渴望。但這種熱只是一種虛熱，一種形式上、表面上的熱，因為許多國學熱的演講與倡導者，無論從儒家的《論語》中，還是道家的《道德經》中，都沒能找到一種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去解決自己和他人心中最根本最真切的問題，而只是對《論語》與《道德經》做了些適應於現代人思想的解析，只能算是古為今用，缺乏突破性的創意。

《論語遇到聖經》也就是在這時應運而生。對於梳理挖掘其傳統文化中具有普世價值的精髓，矯正和推進當下人們的信仰，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本書從形式上看是以《論語》章句與《聖經》經文對讀的方式列出，而從內容及其思想內涵裏透析出的，卻是以聖經真理來光照《論語》章句，將那些與聖經真理類同的精華部分加以提取，深度解讀，對《論語》中儒家思想的分析與闡釋，對《聖經》啟示出的基督教的教義，都做了精準和概括性的分析，進而突顯出神在中國歷史及文化上所留下的工作印記。這些由作家大膽探索，勇於創新所結出的豐碩果實，在處於信仰亂象的當下，無異於清風幾許，可以抹去我們浮躁的心靈，清醒自己的信仰，歸正我們所信的真理。

論語遇到聖經，被許多人看做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畢竟，《論語》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聖經》則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基督徒的信仰寶庫。二者曾經在東西方各領風騷，而且都有上千年以上的歷史。按理，論語與聖經相遇，是東西方文化上的溝通融匯的良機，應該看做是文化上的一大盛事。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論語》與《聖經》之差別，又如同天壤，一個屬天，一個屬地；一個是人的話語，一個是上帝的話語。《論語》是孔子的話語，《聖經》是神的默示。這樣，有些人就覺得，二者不僅不可相提並論，而且更不應該同日而語。石衡潭博士膽氣不凡，把二者聯繫起來，排列組合，來了一次二者的對讀。把神與人的話融會貫通，追本溯源，深刻解讀，並從這裏去尋覓上帝施恩給中國的蹤跡。這一工作的艱辛與浩繁不必論說，而膽量與勇氣確實是叫人拍案驚奇。

誰知，當此論一開，立刻引起文化界與基督教界的廣泛關注。早在出版這部書之前的一年，石衡潭博士就已經開始了《論語》與《聖經》的對讀活動。先後到各地講課、演說等，此期間還創作編演了《孔子與道》的話劇。但掌聲之中，不乏夾雜著一些唏噓的否定之音，令人不解的是，這種否定之音不僅來自於儒家學者，也來自於基督教界的基督徒。《論語遇到聖經》一書的推出，對作家來說，反而成了一件尷尬之舉。面對這樣一種窘狀，不管是你自己眼裏的真知，還是他人目中的誤解，竊以為無論是儒家學者或者基督徒都不妨認真全面地閱讀一下此書，當你真正讀完這本書的時候，也許就會覺得你的定論多少有點浮躁和輕率了，至少有進一步推敲的必要。

如果單單是作家尷尬，即可一笑了之。但事實遠不是這麼簡單，這實質上反映的是《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進一步說，就是中國本土傳統文化遇到西方基督文化的尷尬。

其實，這種尷尬的出現並不奇怪，展開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便可一目了然。自從唐朝景教和元代也裏可溫教初入中國開始，得到傳統文化的「禮遇」就是尷尬。在尷尬中艱難宣教，在尷尬中亦步亦趨，在尷尬中漸漸消隱，在尷尬中宣教士被驅逐出境。傳統文化就是一座銅墻鐵壁，不是你想要穿透它就能穿透的。但如果不穿透這個銅墻鐵壁，想要把福音落戶中國就是一種幻想。明末清初進入中國宣教的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以前車之鑒，摒棄了唐朝景教依靠佛教，元代也里可溫教依靠建堂和朝廷勢力的宣教策略，把宣教的目標確立在與中國儒家文化特別是早期儒家文化的融合上，以韌性之力才打通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座銅墻鐵壁，在宣教事業上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利馬竇係於一五八○年抵達澳門，先學習中文，翌年即隨另一位耶穌會教士羅明堅到廣東肇慶。在廣東的二十年間，他致力於學習中國典籍，並教授天文、地理、幾何、曆算之學，從學者頗眾。一六○一年利馬竇才到北京，直到一六一○年離世為止，他在北京與政府高官、士大夫往還頗密，並引領數千人歸信天主教，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等名臣。利馬竇是神給以特殊恩典的天才人物，他有過目不忘之能，中文造詣極深，數學、天文、地理，無一不精，又專擅鐘錶等精密機械，凡見過他的人無不折服。因此，想與他結交的人很多，利馬竇也來者不拒，廣結善緣。天主教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建立一個初具規模的傳教基礎，這與利馬竇其人的天份及魅力是息息相關的，也可以透視出神通過他在中國的作為。應該說，開啟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歷史，利瑪竇是第一人。他不但是第一個能用中文與中國知識分子坐而論道的西方教士，而且他也是第一個將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介紹到西方的人。

利瑪竇之所以在宣教事業上打出一片天地，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直接與儒家思想對話，因為基督教與儒家思想中具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找到許多相互之間的契合點。他認為儒學才是基督教最好的「盟友」，絕不是充滿偶像崇拜及印度思想的佛教。這正如希臘哲學曾是基督教的「開路先鋒」，幫助羅馬人們接納基督教一樣。藉此他認定中國古籍裏的「天」及「上帝」即是基督教《聖經》裏創造萬物的真神。只是由於佛道思想濡染了這兩個名詞，使其塗上了一層泛神論的色彩，並逐漸失去了原意而已。

利瑪竇的最後失敗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後，不是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來自教內的派別之爭。在利馬竇去世之後，他極富創意的宣教策略開始招致天主教內外的夾擊。在天主教內部，先有利馬竇繼任者龍華民掀起的「譯名之爭」，他反對用「天」或「上帝」之詞，堅持直接用拉丁文「神」之音譯「徒斯」。後來又有道明會及方濟會教士因反對祭祖祀孔而引起的「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從一六四五年開始，鬧到一七○四年教皇頒布諭旨禁止祭祖祀孔，因而引起清康熙皇帝震怒。之後教廷雖與清室來往交涉二十年，談判仍然破裂，康熙下令除少數被朝廷寵信又擁有特殊技能的教士，如名畫家郎士寧及負責欽天監的教士外，全部驅逐出境。羅馬教廷硬性的宣教策略，導致由利瑪竇開創的軟性宣教事業功敗垂成。至於一八○七年來中國的英國人馬禮遜等等一批傳教士，基本是沿著利瑪竇所積累的經驗展開宣教的，只是馬禮遜等宣教士側重文字宣教，不僅把《聖經》翻譯成中文，也印發了大量的宣教小冊子等，但其成就遠不及利瑪竇。

如此而觀，石衡潭博士所做的關於《論語》與《聖經》對讀之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到各地的巡迴演講及創作編演的劇本《孔子與道》等，就是秉承吸取了利瑪竇的成功經驗，對其未竟事業的繼續和發展。所以，當《論語遇到聖經》問世之時，出現一些尷尬自然在所難免。這誠如一位牧師所言：「傳道人以及所有傳福音的基督徒，都好像是一個「搭橋者」。在橋的這一端乃是聖靈透過作者所要表達的原意，因此對語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的掌握、經文的解析、歷史的背景，乃至於神學思想的組織與整理，都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在橋的另一端，乃是現今的社會，也就是聽眾們所處的生活環境及思想氛圍。若不能深入地瞭解橋的這一端，我們所有傳達的福音信息，將會變成曲高和寡，或好像對牛彈琴一般。所以每個傳福音的人，必須對橋的兩端都有深入的瞭解，才能搭一座橋梁，將老舊的福音，帶到現代的社會，使之成為改變生命的永恆性真理」。石衡潭博士所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

從當下牧師和傳道人的實際素質來看，都偏重於聖經和神學的研究，忽略甚至拋棄對當今社會的瞭解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掌握，這就失去了「橋」的另一端，出現劍走偏鋒的現象。從網絡和教會的牧師和傳道人的講章來看，幾乎是千篇一律，千部一腔，都是對經文的一種解析，很少有與社會實際和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講章。所以，當很多基督徒遭遇到社會一些突發事件時，便不知所措。一些文化界的基督徒如果遇到一些社會新的思潮時，也會覺得茫然而無所適從。石衡潭博士的這部《論語遇到聖經》的書，應該說是對這方面的一種補充，給基督徒以滋養和啟發。

基督教研究專家唐曉峰在八十期《文化中國》雜志上發表一篇題為《仁愛公平正義的精神正能量》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很值得我們基督徒深思。他說：「基督教的聖愛理念往往只是停留在對於上帝偏執的愛，對於獨信行為的固執的愛，而忽略了對鄰人的愛，更不用說對敵人的愛，謙卑及自我犧牲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基督信徒的個人生活領域，而沒有上升到文化對話，群體溝通等宏觀層面，進而導致了各種形式的信仰本位主義，教條主義，基督教也曾經因為其所宣揚的『終極性』壓抑了世俗社會所應該享有的自主性，同時其普世情懷也往往演變成毫無節制及理性地對世界範圍內所有事務的涉足及干預，這種貌似虔誠地履行基督宗教信念的信仰及行為實質上是對基督精神的最大的背離」。唐曉峰教授的這段話，語重心長，一語中的，恰是一些基督徒拒絕《論語》與《聖經》對讀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們很多的基督徒並沒有讀過《論語》，即使讀過，也未必深入，只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一種主觀論斷。

但是當你打開《論語遇到聖經》這本書的時候，立刻就會發現，這本書並不是一種對讀，所謂對讀，只是一種寫作形式，如果說是一種比較對比倒很貼切。在比較對比二者的異同中凸顯《聖經》這個至高無上的真理。這一點，也許就是儒家學者囿於民族文化上的狹隘，自作清高，缺乏普世眼光所得出的非議之處。

且看篇首「學而時習之與天下萬物都有定時」這一篇，我們不妨引用一段，來欣賞作家在比較對比中論述出了《論語》與《聖經》的異同，以及《聖經》與《論語》在本質與功用上的區別。作家是這麼說的：「《聖經》中講學習的地方不多，《聖經》中所講學習的內容也與《論語》大不一樣。《論語》中，弟子們跟孔子所學習的主要是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學習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做官入仕、安邦治國。聖經中，要人們所學的主要是關於神的知識，也就是對神的認識，人最終的目標也是真正認識神，人要效法的是耶穌基督，要越來越像他。這才是真正的覺悟。『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言》一章）。『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二章）。『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章）。『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穀書》二章）。『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立比書》三章），門徒們更是來聽耶穌的永生之道，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每個個人在這個社會中展露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價值，而是要將這永生之道體現出來，傳揚開去。所以，在這一段經文中，耶穌所講的是聽道與行道的關係，比照著《論語》的情境來說，就是學習與實踐的關係。這裏強調聽道也要行道，知行要合一。聽道之後，就將所聽的道行出來，才是真知道，否則是沒有根基的，經不起雨打風吹的考驗……」。

「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羅馬書十一章)，所以，我們不可輕率隨意地將民族文化與基督文化對立起來，雖然神揀選以色列人為他的子民，但不等於神沒有施恩給其他民族。整個人類都是上帝造的，整個人類的文化發展與進步，不能說與神無關，更不能說基督文化以外的文化都是屬於撒旦的。就此打住，我們還是把《論語遇到聖經》這本書打開，和作家一起去追尋主的道，主的真理和生命，揭開我們看得見的文化表像，去與看不見的靈魂相遇。（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