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期待遠方農夫回來──溫哥華的古巴遐想（下）

散文／期待遠方農夫回來──溫哥華的古巴遐想（下）

到二○○○年，許多人為當年奧斯卡大獎《美國佳麗》所風靡時，我郤對那年被提名了，但最後落選的一部紀錄片產生了興趣，名片是Buena Vista Social Club。在這之前幾年，同名的音樂專輯也出版過。這名字很難翻譯，中國大陸直譯為《布納．遠景社交俱樂部》，讓人摸不著頭腦，台灣有人翻成《樂士浮生錄》，言簡意賅，但古硬拗口，沒有一絲兒浪漫，有人譯為《樂滿哈瓦那》，雖然點出了要害，但總感到太俗氣，倒是唱片公司起的名字相當迷人，譯為《記憶哈瓦那》，一下子引起人們無限遐想，激活了許多人幾十年前的記憶。圖書館是找不到這電影的，我去加拿大最著名的羅渣士影視連鎖店借，他們說沒有，但有賣的，而且需要Oeder，從美國原廠進貨。他們鄭重記下我的名字，地址，電話。我似乎成了一位專業的音樂工作者，自己也偷偷好笑。一直到幾個月後，我才拿到這部片子。接著，我又去找此前出的同名音樂專輯，相對容易一些。是一位台灣朋友給我的。印象中，許多台灣人對這個專輯熟悉，而很多從中國大陸來的郤少提起。

無論是電影，還是專輯，主角都是一樣，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曾風靡古巴的一代歌星。到這個候，都已經七八十歲了。這個數字很有意思。在現今流行樂壇，沒有哪一方不是年輕人的天下，唯獨古巴唱出的歌，不但原宗原味的拉丁情調，歌唱者也竟是滿臉皺紋的老農夫，年邁欲不失浪漫。聽他們的歌，就像聽祖父或父親在細細述說那塊古老的土地，在品味甘蔗的甜和人生的苦。而且，稍知歷史的都知道，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實際上遭遇了五至六十年代的革命，他們的生涯橫跨了兩個不同的年代，獨裁的巴斯蒂塔政權和革命的卡斯特羅政權。然而，無論是獨裁，或者革命，都沒有掃蕩農夫們浪漫的歌聲，歌手也沒有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憶哈瓦那》中兩個最重要的老人，一個是生於一九二七年的男歌手易卜拉因．費利，一個是比他小三歲的女歌手奧曼拉．普婷多，當他們兩人在荷蘭阿姆斯丹大劇院演唱時，不但所唱的「萬籟俱寂」（Silence）是古巴經典情歌，而且，他們唱完後在幾千觀眾歡呼聲中相擁，輕撫，拭淚，也在瞬間成為真情浪漫的經典鏡頭。這樣的鏡頭，是有史以來在與古巴兄弟相稱的紅色國家中不曾有過。八十年代初，中國還在為開放掙扎時，古巴的流浪歌手早已被允許出國參加國際演出會。許多中國人只知道古巴輸出了革命和英雄（格瓦拉），其實，古巴輸出更多的是音樂。從古巴傳出的歌聲，沿著加勒比海，漂向中南美洲，又從歐洲大陸走向亞洲。中國開放了經濟，古巴開放了浪漫。美加邊境的那一幕，讓我明白古巴輸出的浪漫不是偽飾的歡樂，而是有眼淚，有夢想，有苦難，有神明。大概世界上任何浪漫也不曾如此打動人心。因為，沒有眼淚的浪漫只能是縱欲，而只有眼淚郤沒有歌聲，就唯是災禍和絕望了。

歷史唯有倒敘才能記憶。《記憶哈瓦那》就是從阿姆斯特丹劇場演出前的準備開始倒敘。時空來回穿插，交叉地拍攝豪華劇院的正式演出，簡陋排演場的即興採訪，電影蒙太奇式手法在這裡引發了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聯想。街上的三輪車，女人是背朝後坐著；臨街的二三樓窗口，人們用籃子從街上吊上食品；色彩鮮艷但兩頭往上凸中間往下凹的大巴士，日復一日地顛簸。破舊的小汽車上，人們隨意坐著，吸著巨大的雪茄煙，彈著，唱著。一切都很古老，緩慢，有一種與世無爭的悠散。所有古巴人說的都是西班牙文，但從翻譯的英文字幕上，蹦出的都是這樣一些詞彙：生活，愛情，眼淚，痛苦，接吻，死亡，生命，自由，土地，等等，恰恰少有革命，正義，祖國一類的字眼。導演維因德爾斯和製作人利庫德爾，開著三輪摩托車，沿著哈瓦那演濱海大街尋訪四十年前的遠景俱樂部舊址，故意兩次一閃而現街上的巨大畫像，一次是卡斯特羅，一次是格瓦拉，似乎是為了永恆地留下一種痕刻，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此時此境的浪漫，是浸泡在生活的沉重和歷史的積澱中。與易卜拉因．費利對唱情歌的奧曼拉．普婷多，時而在街頭悠然行走，像居家老婦與大家慈祥地打招呼，偶也唱上幾句，但有兩次她戴一帕黃頭巾，鮮艷地像要燃燒起來似的，總有一種讓我恍惚地似曾相識的熟悉。《記憶哈瓦那》按原歌曲的順序，拍出一個個音樂家故事，有別出心裁之美，特別是未尾，這些古巴人去紐約的卡內基藝術中心的演出，可以算一個高潮了。曾經也熱衷游行和鼓動的卡內基的創始人，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附近不遠的自由女神如何能和這一群動輒流淚的古巴人聯在一起。然而，這些古巴人坦然地參觀自由女神象，也悠然地參觀紐約的大街，年邁的易卜拉因．費利滿懷興致地看著，困惑，郤不驚訝，最後，他喃喃自語說，這就是生活，真正的生活，我發現了美利堅的紐約。就在此刻，鏡頭一轉，這些古巴人在街頭的電話亭子給家人打電話報平安，聲音平靜而又清晰，不亢不卑：

Cuba,please!（請接古巴！）

他們在紐約街頭和女人跳舞，他們在自由女神像下仰頭徘徊，但是，他們沒有樂不思蜀，沒有在自己國家外面當賣乖的愛國者，而是踏踏實實回到了有眼淚的土地。坐在故鄉滿地樹葉的公園板凳上，鋼琴家羅本．岡薩雷斯從口袋中重新掏出一張張照片，在翻閱了歷史後，就顛簸著年老的身影，漸漸遠逝在滿地的樹葉中。秋風讓我們感到了人間的一片金黃。

老人有的是眼淚，這不奇怪，只是，維繫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大概唯浪漫的歌聲莫屬了。我們總期待這個世界會改變，事實上，經常是當我們一覺醒來，發現這世界因為某個偶然事件有了變化，同時，就會感到昨天的許多衝動和凜然竟是那麼荒唐或悲戚。浪漫，會把革命或政治置於一笑，甚或不屑一提。許多人記憶古巴，只是因為一個小國頑強地對抗一個大國，只是因為政治新聞中往往把它作為頭條。我郤寧願去注意誰更浪漫，浪漫能驅趕一切政治正確的前設。前幾年，為了一個跟隨成人偷渡過海到達美國的小孩子埃連，寂寥了多年的卡斯特羅再次揮舞雙手展示他的演說天才。這位出身於甘蔗莊園的滿臉大胡子的革命家，有兩大經典之作，一是雪茄煙，二是即興演說，這種浪漫是所有其他當代革命家沒有的。結果，戲劇性的收場是，美國司法人員從在邁阿密的古巴人手中把小埃連搶了出來，把他交還了古巴。曾躲在屋內拍下唯一現場并獲普利策圖片新聞獎的美聯社記者事後回憶，當時一位衝進去的女特工只對小埃連說，別害怕，我們帶你去見爸爸。於是，這裡沒有人講什麼愛國，也沒有什麼人講民主，道理簡單到只是見爸爸的事。精於世故的政客聽不懂這句話，但是，小孩子埃連完全聽懂這句話的意義，所以，他被美國特工搶出來後，一登上飛往華盛頓的飛機，就開心地玩起捏橡皮泥了。用玩橡皮泥結束一場兩國之間的爭鬥，大概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浪漫的外交了。那個記者曾說，當時小埃連因受驚嚇而發出的哭聲，是他這一輩子頭一回聽見，而且發誓以後再也不要聽到類似的哭聲。但是，他沒有機會能拍下小埃連玩泥巴的照片，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了。

這個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可以讓那些自詡為政治正確的評論家做文章的。小埃連回古巴後，聽說生活不錯，起碼不比其他同齡古巴人差。我寧願相信這不是宣傳，而且，小埃連不會在這個故事中播下仇恨，很可能他會把自己的故事看作一場笑劇，或是一段浪漫的故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總在想，這種浪漫也許會改變歷史。小埃連回去不久，不到一年，當紐約世貿大樓在一個早上轟然倒塌後，卡斯特羅又出現在電視上揮舞拳頭演說了。手勢和動作與以前一模一樣，但內容郤是譴責恐怖主義，宣佈向美國開放機場和人道援助。在那個時刻，不用說有人幸災樂禍，或者不敢公開幸災樂禍，郤也不失時機諷刺一番美國，但卡斯特什麼也沒多說，他的演說是少有的真實。那天，我們說世界有了改變，起碼這個改變中有他的雙手在揮舞。因為，我所在的加拿大，也向美國開放了機場，但沒有像一位革命家的宣佈更為震撼人心了。

一個丸小之國在世界超強生存至今，不能僅僅從它的堅強和持守去解釋，我倒寧願相信，這個世界已經把古巴當成一個老孩子容忍和理解了，多一個這渺小的烏托邦，世界不會有更多的災難。革命前的古巴和革命後的古巴，生活其實都一樣的，但同其它國家相比，古巴的烏托邦有些郤是認真的，那裡的全民醫療，全民教育，全民就業，在全世界都是貨真價實的。一些美國人訪問古巴，卡斯特羅最喜歡提及的，就是古巴有最好的醫生，美國人往往啞口無言。如果有朝一日，古巴揭去神秘的面紗，也許不僅僅都是苦難和眼淚。人們也許不知道，古巴對愛滋病的管理是全世界最嚴格和最有效的。他們把患者全集中在離哈瓦那不遠的羅思古休養院，而且強制為全民進行檢驗，從八十年代開始就控制了愛滋病。人權組織曾批評這件事，但是，曾幾何時，為對付薩斯病毒，那種隔離遠比古巴嚴厲和極端，全世界郤噤若寒蟬。古巴對內進行過政治清洗和箝制言論，郤放過了歌手。革命埋葬了一切，唯獨沒有埋葬浪漫，農夫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以前一樣有流淚的自由，像以前百感交集地唱幾百年來同樣的一首歌曲，而不必偽飾地笑。就憑這一點，這個丸島小國能比其它同類更長地生存，更多的人在容忍古巴，甚至包括美國的大政治家，也就得以理解了。美國出版的辭書，在描述古巴的革命時，總會忘不了加一句是「尋求推進一種浪漫主義的目標」（如《不列顛百科全書》卡斯特羅傳）。當革命終於回到了浪漫，回到了人性的底線，我想，世道一定會慢慢變的。

今年平安夜，一位不速之客來到溫哥華，那是十年多沒見的記者朋友，以前在北京同我一起採訪過北京聖節教堂的新聞，現在香港從事電視制作。在她帶的簡單行李中，竟有好幾張古巴音樂的唱碟，於是，當然成為聊到半夜的話題。我們邊聊天邊聽歌。我談起在白石鎮的那次見聞，她說，古巴聖地亞哥是目前最流行的拉丁歌風的源出處，那裡的甘蔗農園，那裡的農夫，甚至那裡的馬車夫，都是現今拉丁音樂不可忽略的場景。世界上農夫有的是，但古巴的農夫郤在英文中單有一個專門詞彙，叫瓜吉拉（Guajiro），這瓜吉拉也經常成為古巴拉丁歌風的代名詞，活脫脫地抒出了一片現代田園詩的情懷。朋友帶來的易卜拉因．費利歌片中，其中有一首《伯萊羅》（Bolero），是從西班牙舞曲演變而成的拉丁情歌，從費利的嘴中唱出，不但情意纏綿，而且百感深沉，在男女之間的情愛之聲中，慢慢讓人回到對那塊古老土地的懷念和偎戀中。她說到一件事，前些年，易卜拉因．費利到香港演出，有些台灣人專門買飛機票，飛到香港去聽一次這個老人的歌聲。當年，我們去採訪北京宣武門外一個新修復的教堂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女記者也在場，她對有幾百年歷史彩畫玻璃贊不絕口，然後提到一件事，她曾繞道去過古巴，發現革命把古巴所有東西都改變了，但唯有教堂一直保留著，原封不動，舊舊的，老老的。她對我們身處其中這個教堂評價是，什麼都很好，唯一可惜的是，太新了。當時我們都很納閉，新又有什麼不好呢，現在才明白，舊有的才是歷史，才是真實存在過的，這真實的歷史才是值得珍惜。

朋友喜歡看雪景，我們準備好明天去溫哥華北邊去爬希蒙山。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全家都還在酣睡，整個小區也靜寂一片。我從後園草地去車庫的電閘口，把開了一夜的聖誕燈關了，抬頭往北望去，鳥雲一片。在南邊，也有鳥雲，但還在倔強地透射無數柱晨曦中的陽光。此刻，飛來幾隻海鷗，應該是從美加邊境那兒過來的罷，吱吱地嗷叫，為本應寧靜的聖誕淩晨平添了生氣。我腦中突然有一個倔強的幻覺，白石鎮那個小海灘，該有古巴的藝人在那兒流連罷。

幻覺頓時變成一種衝動。我們決定不去北邊爬山，而南下白石鎮。妻子匆匆找出厚毛衣毛帽讓朋友帶上。本應是極陰冷的冬日，但車剛往南駛出，便是灼目的陽光，甚於夏天似地剌眼。這陽光也不是完整的滿天，而是從籠罩大半天的鳥雲中探射出來的，一幅反差極大的自然圖畫。車裡正放著朋友帶來的易卜拉因．費利的歌曲專輯，我突然感到，加勒比海的浪漫，莫過如此罷。及至往上爬一座橋時，由於地上殘雨，陽光猛地反射，我們的眼睛竟被晃亮地幾乎看不見這世界的所有一切，只得放慢車速。朋友說，她曾去過佛羅里達州的海邊，也沒見過這熱的冬天。我說，我寧願想，加勒比海的陽光永遠是這樣的。幻覺也許成真，古巴的流浪藝人今天還在罷。我把音響擰大，那個古巴農夫的浪漫和眼淚，嘩地連同那滿目的太陽朝我們撲來。

只是，幻覺畢竟是幻覺。到達白石鎮後，才發現不但沒有一個古巴藝人，甚至連本地的遊人也寥寞無幾。他們有家，他們回家了。他們的家，也同西方現代國家一樣過聖誕的。那些來自加勒比海的農夫們，嚴格說不是無家可歸的。他們也許回到了哈瓦那的海灘，也許回到了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第二故鄉，與故土遙相凝望。他們有浪漫，有眼淚，然而，他們的故園，從來沒有遙遠過，無論是專制年代，還是革命年代，無論是在流泊，還是在棲居，他們心靈的故國從來沒有放棄，因為歸宿就在眼前，最遠的也不過一水之隔。中國人也漂泊，但喜歡遠走高飛，愈遠愈好，古巴人去國離鄉，郤就守在家門口，隔海相望。這就是不同。

我們竟找到了一棵棕櫚樹，和哈瓦那的，邁阿密的，一模一樣，幻覺也聊勝於無了。我們在樹下坐著，面前那塊小小的空闊地，就是流浪藝人的地盤。人去曲終，然而，耳邊總有歌聲在漸漸響起，先是百味陳雜的「社員都是向陽花」，然後是格羅莉．艾絲雯在亞特籣大的歌，接著是易卜拉因．費利，賽麗娜．岡薩雷斯，以及前年去世的康恩裴．西岡多，等。幻覺不是夢，因為一切都曾發生過。在一片寧靜中，那曾經有過的歌聲越來越大，激活了這冬天的記憶。我的腦海中又浮現出奧曼拉．普婷多的黃頭巾，假如她也唱起「社員都是向陽花」，這頭巾的黃色，該是一種多麼熟悉的旋律啊。只是，我唉嘆的是，除了這黃黃的顏色，其它沒有什麼可以相比的，我們擁有高原的黃，土地的黃，向陽花的黃，郤從不曾有過苦難中的浪漫，我們不曾承認眼淚也是一種美，相反地會極力回避歷史中一切帶來痛苦的頁碼，然而這恰恰是那些加勒比海的古人所獨具的風韻，如果有朝一日他們忘記了眼淚，就不再配享用這浪漫了。

有記憶，就有浪漫，那些農夫會回來的。然而，不能僅僅期待這個，我們一定要自己去古巴，去聖地亞哥，去哈瓦那，只是為了追尋煉獄之後幸存下來的純樸，也唯有這純樸，才能讓鋼鐵和水泥澆鑄的現代文明保留了浪漫。哪一天，我們如果去古巴，雖然是為了一種告別革命的儀式，但肯定會經歷一種真正浪漫的洗禮。這浪漫少了功利而有了真情，少了政治而浸溶民風，少了算計而隨心所欲。也許那時，在哈瓦那的大街上，或古老的甘蔗園地，我們會突然再一次聽到「社員都是向陽花」，會湧出辛酸的淚水，但因為有了浪漫，不會再缺少什麼。這世界永遠會有苦難，誰也逃不了，只是，有了浪漫，有了歌聲，這苦難也就成為人的豐富，人的收穫。每個人都會回到心靈的故國，就像《舊約．詩篇》所說：那帶種流淚出外的，必會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家。（鄉盧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