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與人性的禁慾色彩──毛思路與漢文明比較（上）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毛澤東時期，老三色，是中國人生活世界基本色彩，老三樣，是中國人服裝基本樣式。其單調、樸素，與漢文明傳統服章之美形成巨大反差。兩個傳統截然相反，怎麼解釋這樣一種巨大斷裂？兩者能否調和？本文從教化方案的角度，嘗試圓融兩者的對峙、對立或矛盾。

其實，兩個傳統異中有同。中國傳統服飾也有節制處。色彩豐富，但階層不同，用色不同，有嚴格輿服等級制度規範，不可僭越，絕非任意。樣式固然比老三樣多些，基本形制卻也不外衣裳制、深衣制、袍衫制幾種，並不花樣多端。

服飾，也是改造人性的資具。服飾風尚有異同，意味著教化方案有異同。毛澤東對人性的要求有強烈禁欲色彩，改造人性基本思路是對有限肉身的欲望，絕對彈壓，絕不滿足，所以其時衣著尚樸素。漢文明傳統則不同，教化原則是既滿足又彈壓，先順應人嗜欲之情，再加入節制情欲的因子，充分考慮人有限與超越雙重特性。這就是來自《周易•繫辭》的「乾坤並建」。坤法地，大地厚德載物，美醜貴賤高下，無所揀擇。用坤，是退後一步的智慧，讓開一步，先順從人的私慾、私情，前者雖然鄙下，滿足它才能行地無疆，這是保住人有限一維。乾法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樹立人超越一維。與毛式改造人性思路相比，乾坤並建，要在用坤。用坤，關鍵在對事項美醜貴賤高下有一個分判，明知是低，依然滿足。修飾打扮，不是人類高級欲求能力，恰恰相反，更偏於動物本能。正因為低，才能吸引眾生。所謂服章之美，正是依順百姓嗜欲之情、吸引百姓進入教化的手段，此即用坤；而衣型寬大不便、輿服等級制度等彈壓、節制因素，即用乾，所以漢文明傳統服飾是有節制的華服。這個方案是中庸之道，比只滿足不彈壓高貴，比只彈壓不滿足圓融。

乾坤並建是學理的必然要求，是辯證矛盾的解決方案。判修飾之欲為低，卻沒有摒棄它，反而與超越維度共存，似乎有矛盾。但這不是「矛盾」，或者說，不是形式邏輯矛盾，是辯證矛盾。形式邏輯矛盾雙方一對一錯，不能共存；辯證矛盾雙方卻可以同為對，要求共存。追求修飾打扮，是人類有限層訴求；擺脫肉欲束縛，超脫向上，更是人類超越層固有訴求，雙方的要求都是正當的，尤其是前者——低，不即是惡。因此，辯證矛盾可以共存，也必須共存，人類理性自身內在理路的必然。由此完成一個「正反合」的辯證理路：世俗追求修飾打扮（正）——學理判為低（反）——依順世俗，滿足修飾之慾，同時節制彈壓，完成教化（合）。換言之，漢文明「乾坤並建」的教化原則，展現了辯證矛盾，更展現了一種解決人類理性自身辯證矛盾的終極方案。

毛式思路處於辯證反題階段，高於世俗，這他不被人理解的關鍵。漢文明傳統處於辯證合題階段，包含了反題的深意，這是毛澤東思想與傳統連接的關鍵。

張愛玲愛穿，不然寫不出《更衣記》。弟弟張子靜說：「姐姐在外面參加座談合等公共場合，一向穿著華麗，甚至奇裝異服」。他不是作家，筆頭稍澀，沒細節。還是柯靈細膩，記當年張愛玲與大中劇團主持人周劍雲見面，說她：

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朵舒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視覺藝術三元素：造型、色彩、質地，一一點出，就算換了文字表而出之，畫面感也很強。很難想像，酷愛舊式華服的張愛玲，在新中國要怎樣打扮。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人日常服飾產生巨變。尤其是五十年代末，隨著政治運動愈演愈烈，老三色、老三樣充斥了生活世界：

「革命的政治思想」就像一張大網，被捕上來的只有「老三樣」、「老三色」。「老三樣」泛指當時只能選擇的中山裝、軍便裝、人民裝，雖然尚有中式襖衫、青年裝等其他衣裝，但老三樣肯定是首選。色彩的選擇就更少了，「老三色」指藍、綠、灰色，這三種色彩基本囊括了這個時期的全部服飾色彩，老三色也整整統治中國大地十餘年。

「老三色」指藍、綠、灰，「老三樣」指中山裝、軍便裝、人民裝。不過，到底什麼是老三色、老三樣，似乎有一點分歧。還有一種說法：

六十年代的老三色和老三裝。在極左思潮的幹擾和破壞下，老三色藍、黑、灰，中山裝、青年裝、軍便裝又占領廠服裝陣地，西服和旗袍更沒有人敢穿了。就連年輕的女孩子也不敢穿花衣服或是顏色比較鮮艷的服裝……。

這裏，老三色指藍、黑、灰，老三樣（老三裝）指中山裝、青年裝、軍便裝。

但，不管藍、綠、灰，還是藍、黑、灰，都是樸素的顏色。而中山裝、軍便裝、人民裝，其實和中山裝、青年裝、軍便裝，大同小異。軍便裝、人民裝、青年裝，全部脫胎於中山裝，只口袋、領子等細節上有些微差別。軍便裝和中山裝最接近，只是中山裝上下四個口袋，都是貼袋，有袋蓋，上袋蓋明扣，軍便裝挖袋，有袋蓋，上袋蓋暗扣。人民裝只有三個口袋，上一下二，都是挖袋，但上袋無袋蓋，下袋有袋蓋，工藝簡單一點。青年裝變化稍大，領子與中山裝完全不同，西裝小翻領；口袋也有變化，上一下二，雖然也是貼袋，但都沒有袋蓋。

張愛玲抗拒這種打扮，柯靈回憶：

一九五二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

弟弟的判斷和柯靈一致：

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

截取張愛玲的穿著花絮，因為最有代表性。當代人回視那個時期，所想所為，應該不出她的藩籬。

全國上下形成這樣的服飾風尚，和毛澤東同志的建國方針有關，更和他改造人性的基本思路有關。

毛澤東對人性要求頗高，政策多帶有強烈禁欲色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同志的建國方針是「勤儉建國」、「艱苦樸素」：

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

而且反複強調：

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社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後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

新中國一窮二白，但「幾十年以後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說明「勤儉」與「樸素」不是權宜之計。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他對人性的基本要求。

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在八屆二中全會提出軍隊幹部減薪：

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幹部跟軍隊以外幹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鬥，要成為模範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再次關注軍隊高級幹部減薪問題。一九六四年八月間，毛澤東吩咐賀龍、羅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彙報軍隊高級幹部減薪問題，作為防止修正主義的一項措施。減薪，一方面針對他反感的等級制，以縮小薪級差；另一方面，優裕薪金，優裕生活，即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修正主義生活方式，他同樣反感。減薪，也針對後者。

一九六四年六月，他批評中國高級幹部的保健工作，當然就在意料之中了。他說：中國的保健工作是學蘇聯的。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

他憂心曾經同甘共苦的戰友，在和平時期，吃得太好、穿得太好，縱逸了肉身，墮落了靈魂。

一九六七年提出的鬥私批修，不過是他人性基本要求的極端化。私、資、修，三者終極指向一致：肉身的享樂。批私、批資、批修，是他不容許人性鬆弛，耽溺於享樂。

不難總結出毛式改造人性的思路：對有限肉身的慾望，絕對彈壓，絕對摒棄。新中國前三十年服飾風尚，老三色、老三樣，正是這種思路的產物。在他看來，人，應當樸素，也必須樸素。前者應然，後者實然。現實中，實然未必即應然。他心中，實然必須即應然，否則，就要接受改造。就此而言，毛澤東同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相形之下，鄧小平同志是現實主義者。

理想化到極端，有時，也會走向初衷的反面。毛澤東雄心勃勃，改造人性，固然絕不言棄，但以鬥爭方式。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同樣絕不言棄，是否存在一種溫和方式？

漢文明傳統教化方案，給出獨有原則：乾坤並建。這個方案，通俗說來，就是向現實低頭，向理想挺進。低頭，是為了更好地挺近。絕不低頭，始終鬥爭，適用於道德事件，不適用於經驗事件；適用於戰爭時期，不適用於和平時期。（作者：李欣，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