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不成氣候的干禁──元明以來禁戲考（中）

清帝遜位以後，民國伊始，國家卻進入了一種無序的狀態。大總統輪流坐莊，軍閥藩鎮割據，內戰不止。政令朝頒夕改，百姓生活在一個徒有政府之名而無管理之實的社會中。軍閥們忙於爭權奪地，聚富斂財而無暇旁顧，戲劇卻在夾縫中贏得了空前的繁榮。二、三十年代，京劇進入了成熟期，它顯顯赫赫、如日中天。不僅出現了享譽全國的「四大名旦」、「八大鬚生」，不同行當的翹楚，也如過江之鯽，在紅氍毹上競躍龍門；不同風格的劇目，更似漫天星斗，競燦爭輝。一時間，戲劇舞台百珍雜陳，爭奇鬥豔；但也魚龍幻化、良莠參差。彼時，在各別的省份和地區，也曾出現過以地方習俗和統治者之好惡明令禁戲的事情。但這類干禁，多限於一時一事，並沒有形成氣候，也沒有釀成過大的影響。在曹錕任大總統時禁唱《擊鼓罵曹》，此事曾見著報端，大家視為玩笑。曹錕下台此禁也就自動解除了。又如一九一○年，山西太谷縣政府曾因秧歌「多采淫詞俚曲，傷風敗俗」，而下令禁止演唱；一九一三年，奉天省西安縣曾經通令禁演「蹦蹦」；一九二九年，漢口市政府曾經因花鼓戲和四明文戲「亂色奸聲、誨淫誨盜、傷風敗俗、流毒社會」，而頒文禁止；一九三○年，廣西省桂林縣曾經禁唱花調；一九三一年，安徽省懷寧縣長徐夢麟頒文，因黃梅戲「詞意淫褻，敗俗傷風」而一律禁演。這些地方性的禁戲措施，大多沒有什麼實效，往往只禁於一時而已。眾多民眾喜聞樂見的地方戲曲，依然如疾風勁草一般，在民間的土地上越長越壯。

北伐戰爭之後，民國政權趨於穩定，國民政府開始整頓文化，建立「戲劇審查」制度。這些制度綱領中，以一九三一年浙江省政府頒佈的《浙江省審查民眾娛樂暫行規程》比較規範，也最有代表性。《規程》中規定：「任何戲劇必須經過教育廳、民政廳核准後才能上演，而且有下列內容者必須禁演」。其中：一、違反黨義，提倡邪說者；二、跡近煽惑，有妨治安者；三、提倡封建思想者；四、提倡迷信者；五、跡近誨盜，引導作惡者；六、描摩淫褻，誘惑青年者；七、情狀慘酷，有傷人道者；八、侮辱個人或團體之情事者；九、其他有害於觀眾之身心者」。凡合於這九大類禁忌的戲劇，都將列為禁戲，不得演出。後來，隨著國、共兩黨鬥爭的日益激烈，一些地區的禁戲條例中，又加上了「以宣傳共產主義或鼓吹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和「以神怪荒誕、催眠一般觀眾，使能發生帶有危險性之宗教迷信」的戲，也被列為嚴禁條款。民國時期相繼見著政府禁令的劇目，一方面由於政令不通，貫徹不利，一方面留下來的檔案資料有限，難以進行細緻的統計。筆者只能在一些舊報刊、舊雜誌、戲劇簡史、演員回憶錄等文字中，零零散散地拾掇、歸納，以補是闕。

三十年代初，在袁良任北平市長的時期，組織成立了由市政府直轄管理的「戲劇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劇團在京演出的劇目。北京檔案館保存有這方面比較完整的檔案資料，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經過戲曲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被通知禁演的劇目有：《賽金花》、《愛歟仇歟》、《桃花庵》、《繡鞋記》、《夜審周子琴》、《女店員》、《槍斃駝龍》、《拿蒼蠅》、《女蘿村》、《馬寡婦開店》等。

被禁演的劇目中較多地集中在評劇方面。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戲曲審查委員會的辦事員陳保和遞交了一份報告說：「奉天評戲表演及唱詞諸多涉及猥褻」，「坤角白玉霜，表情最為猥褻不堪」，「劇本極不一致，普遍檢查諸多困難」，建議將三慶園、四明戲園和遊藝園的園主傳喚到社會局」，「飭令轉知演員對於有涉及猥褻之表演及唱詞，務即改正」。並列出了《開店》（馬寡婦開店）中的「思春」、「淫奔」，《槍斃小老媽》中的「辭活」、「會審」，《夜審周子琴》（胭脂判）中的「跳牆」、「夜審」，《敗子回頭》（金不換）中的「妓院」，《高成借嫂》中的「夜宿」，《美鳳樓》中的「相親」、「洞房」，《王定保借當》中的「借當」，《王小過年》中的唱白，《東鬥星》中的「更衣」，《雙婚配》中的「洞房」，《花為媒》中的「偷相王五可」，《逛小河沿》中的「逛河沿」、《獨佔花魁》中的「背凳招客」等表演猥褻的情節、場次。特別是《槍斃駝龍》一劇，他認為「奸盜邪淫，四者俱全，應絕對禁演」。戲曲審查委員會常務委員吳曼公等人，同意這份報告的意見，決定對上述劇目將「分別禁演」。而且，還採用過極端措施，把白玉霜驅逐出境。

日本發動了規模地侵華戰爭後，全國抗日情緒高漲，戲劇舞台成了抗日的宣傳陣地。愛國藝人以滿腔的激憤，紛紛編演抗日戲劇參加戰鬥。長期在東北各地演出的唐韻笙，不畏日偽勢力的淫威，編寫《掃除日害》(以「羿射九日」的故事為題材編寫)的劇本，被日軍搜出，而受到通緝。梅蘭芳編演寫《抗金兵》和《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現出人民的抗爭和淪陷區人民的痛苦。程硯秋則編演了《亡蜀鑒》，用以揭露「不抵抗政策」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對「賣國求榮者」給予了無情的鞭笞。周信芳(麒麟童)則編演了連台本戲《滿清三百年》和《明末遺恨》、《洪承疇》、《董小宛》等幾出戲，其中《明末遺恨》演出長達半年之久，場場爆滿，頗為轟動。周信芳飾演的崇禎皇帝，悲憤地告訴皇太子:「你們要知道，亡了國的人就沒有自由了」。而當公主問崇禎「兒有何罪」時，崇禎以震顫人心的沙啞聲音回答說:「兒身為中國人，就是一項大罪!」台下群情激越，憤怒聲、口號聲、抽泣聲，充斥全場，每一位觀眾都受到深深的感染和教育。

這一階段的禁戲，主要發生在的淪陷區內。汪偽和日軍禁演以上這些有明顯反抗意義的戲之外，凡與異族有關的戲，如《岳飛》、《岳母刺字》、《陸文龍》、《楊家將》、《請清兵》等，也全都成為禁演之戲。因為這一階段的敵偽檔案存留不完整，缺少確切依據，難以一一細述。

上海淪陷後，周信芳在日寇的刺刀下堅持演出，他排演了《溫如玉》、《香妃恨》、《文素臣》、《徽欽二帝》等，特別是《徽欽二帝》，周信芳飾演的宋徽宗有很多唱念，令觀眾聞之動容。如徽宗被金兵俘虜往東北押送時，他對百姓唱道:「只要萬眾心不死，復興中華總有期」。觀眾的掌聲，響似沉雷。反面人物張邦昌也有一段念白，說:「我這個皇帝，是你們要我出來做的，無非是，維持維持地方而已」，這副北宋漢奸的無恥嘴臉，恰與當時汪偽政權的漢奸們如出一轍，每演至此，必引起滿場觀眾的哄堂大笑。《徽欽二帝》的公演，引起上海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密切注意，他們寫恐嚇信威脅周信芳等主要演員，並且迫使英租界工部局出面，將此劇和剛剛排出來的《史可法》、《文天祥》一同勒令停演。這些史實，則都是有案可藉的。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禁演了一批日偽政權營造「中日親善」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漢奸戲」和歌曲，例如偽滿洲國「新京國劇編導社」主持編寫的《節孝全》、《全詔記》，還有日本人編寫的《支那之夜》、《白夫人之妖戀》(日本版《白蛇傳》)，以及李香蘭歌曲《何日君再來》、《蘇州夜曲》和《夜來香》等。同時，也以「嚴辦漢奸」為由，禁演了李萬春排演的京劇《漢班固投筆從戎》，這也是當時十分轟動的新聞。

不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全面爆發，全國人民又經歷了規模巨大的戰爭洗禮。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進駐北京，負責文化工作的軍代表也進駐社會局，接管了局內民國政府的原班人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雷厲風行地施行禁戲。三月二十五日，即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的名義，在《北平新民報》公開發表了《禁演五十五出含有毒的舊劇》的公告。《公告》開宗明義地指出：「多少年來，大部分舊劇的內容，就是替封建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反抗思想和粉飾太平。現在，為了扭轉舊劇以封建利益為本位的謬誤觀點，主管機關已擬定長遠的改革方案和計劃，並決定目前有五十五出舊劇必須停演」。禁演戲計有：

其一，屬於提倡神怪迷信的：《遊六殿》、《劈山救母》(《寶蓮燈》後部)、《探陰山》、《鍘判官》、《黑驢告狀》(《打棍出箱》後部)、《奇冤報》(《烏盆計》)、《八仙得道》、《活捉三郎》(《烏龍院》後部)、《三戲白牡丹》、《盜魂鈴》、《陰陽河》、《十八羅漢收大鵬》、《打金磚》後部(《二十八宿歸位》)、《唐明皇遊月宮》、《劉寶進瓜》、《昆侖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封神榜》(連台本戲)、全部《莊子》、《飛劍斬白龍》、全部《鍾馗》、《反延安》、《胭脂計》。其二，屬於提倡淫亂思想的：《紅娘》、《大劈棺》(《蝴蝶夢》)、《海慧寺》(《馬思遠》)、《雙鈴記》、《雙釘記》、《也是齋》、《遺翠花》、《貴妃醉酒》、《殺子報》、《胭脂判》、《盤絲洞》、《雙搖會》、《關王廟及嫖院》(全部《玉堂春》前部)。其三，屬於提倡民族失節及異族侵略思想的：《四郎探母》、《鐵冠圖》、《鐵公雞》、八本《雁門關》。其四、屬於歌頌奴隸道德的：《九更天》(《馬義救主》)、《南天門》、《雙官誥》(但《機房訓》除外)。其五，屬於表揚封建壓迫的：《斬經堂》(《吳漢殺妻》)、《游龍戲鳳》(《梅龍鎮》)、《翠屏山》、《紅梅閣》、《哭祖廟》。其六，一些極無聊或無固定劇本的：《紡棉花》、《戲迷小姐》、《拾黃金》、《十八扯》、《雙怕婆》、《瞎子逛燈》等，一共五十五出」。

這篇《公告》刊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此《公告》與新中國成立之後由中央文化部所頒佈的禁戲文件，又有所區別(建國後，文化部所有相關禁戲的文件，皆以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間所禁二十六出戲為準)。故而，以時間斷代處理，這組禁戲仍劃為民國時期。（李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