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暴力和垃圾：逼使精英文化退場？

二十多年前，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執教的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再復教授應邀前來溫哥華訪學。此前，八十年代末期在北京曾因籌辯一份有關國情研究的刊物，筆者與劉教授相識，因此，在溫哥華期間我們相談甚多。文化人三句話不離本行，再復兄談得最多的是對文化墮落現象的痛心和悲憤。當時，我見證了他與著名美學家李澤厚教授共同進行的有關「告別革命」的對話，涉及話題非常廣泛，但其中有一個關於語言暴力的問題，至今印象較深。再復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他嘲諷最多的就是當年紅衛兵「鏘」「鏘」「鏘」式的語言，那是一種在文化上本屬於垃圾卻又是殺氣騰騰的語言，當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文革中，充滿了類似「打倒」「炮打」「油炸」「火燒」「滾他媽的蛋」「罪該萬死」等駭人聽聞的語言，十幾歲的女孩子在舞台上就是用這些語言瘋狂跺腳把地板震得蹦跳欲裂。甚至在國家級黨報上也出現了「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生」的語言。一九七六年元旦，毛澤東發表新詩詞，其中一句「不須放屁」一夜之間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成為官方語言傳遍大江南北，隨後的春節便是屁話陣陣，都是當時中國人記憶最深的事件。

再復提出「告別革命」，我想基本還是想讓文化和學術回歸其本位，擺脫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束縛。語言的垃圾乃至暴力，都會使精英文化感到尷尬，無法進入到一個對話的相應層次。後來他到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原來覺得香港是很可愛的，但後來發現味道不對了，報紙上火藥味那麼濃，充滿語言暴力，罵人成了一種文化，罵人似乎因流行而文化起來，罵得驚心動魄，罵得離奇古怪。他認為兩岸三地充滿著語言暴力，所以，在「告別革命」以後，還要「告別語言暴力」。所謂「語言暴力」，就是把農民起義、土地革命（圖一）那種暴力形式帶入語言，使語言充滿攻擊性、火藥味，這種現象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農民起義是中國一百年來的現象，也就是，語言暴力在中國有相當長的歷史土壤。九十年代，新聞媒體基本是處於紙質媒體方面，白紙黑字，那種情況下，語言暴力尚能千萬百計展示自己的肌肉，那麼，現在已經進入新世紀近二十年了，傳播媒介的載體早已面目全非，電子媒體、新媒體、全媒體讓人目不暇給，人人可以辦媒體，人人可以當主持，語言垃圾乃至語言暴力已經形成一道特殊的風景線。粗魯的文字，粗鄙的語言，荒誕不堪的文法和造句，挖空心思的膽大妄為的性暗示，文皺皺的下流話和赤裸裸的辱罵，不但成為語言文字的公害，更是國人正常交際和表達的一種倫理危機。筆者近年多次參加媒體倫理的學術研討會，不厭其煩指出這個現象，雖然不少人表示贊同，但總的感覺是一種無奈的認可和束手無策。

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粗鄙語，既有當今的創新，也有歷史傳承的傳統。百年前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統，全盤引進西方的革命文化，對以文言文為語言文字載體的表達行為方式造成的摧毀，可以說是一個源頭。西安外語學院吳進教授是研究粗鄙語為數不多的專家之一，多次跟筆者共同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是從文學角度切入的，直言指出粗鄙語進入文學當然不是二十世紀的事，但只是在對勞動階級作特殊關注的「五四」文學以後，尤其是在將勞動階級作為革命主要力量的「左翼」文學之後，它才有了敏感和突出的意識形態意義。伴隨著以底層翻身為特徵的中國革命的興起並成為話語風格的規定者，以及新時期文學的到來和話語禁忌的被打破，文學中的雅俗標準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粗鄙語能不能說（寫），由誰來說（寫），怎樣說（寫），說（寫）到什麼程度，成為不同時代文學變化的一個方向標。在這個意義上，粗鄙語進入文學不僅是語言層面的「俗」化問題，也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改造問題，是如何在新的話語秩序中想像和塑造勞動者的問題，以及在這種語境中如何調整知識分子和勞動者關係的問題。這樣，更多口語化和俗文化的成分進入到文學中來，從「私下」走向公眾，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面貌。不過，俗語和粗鄙語在中國文學中的存在並不體現為一路高歌不可逆轉。事實上建國以後的工農兵文學反而有意驅逐了粗鄙語，而在工農兵文學失去特權之後的新時期，粗鄙語反而在長時間的壓抑之後得到了一種釋放，作家們在表現粗鄙時反而沒有了顧忌，使新時期的文學聲音顯現出「眾聲喧嘩」的姿態。

這個現象，同劉再復的觀察有一定的切合點。劉再復曾剖析說，語言暴力首先發生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中。「五四運動」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它有負面的東西，就是產生了語言暴力，把農民起義的暴力的形式帶進了白話文。陳獨秀提出推倒「貴族文學」，推倒「山林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口號裡的推倒、推翻、打倒，就是暴力革命的形式，它們第一次進入我們的語言。陳獨秀畢竟是文化領袖，不是文化草莽，他是有克制的，後來經創造社發揮，將暴力語言推向非常強烈的程度，罵魯迅是「二重反革命」、「封建餘孽」、「法西斯蒂」等等。再後，暴力語言又慢慢地與政治權力相結合，特別是四九年後，在政治運動中，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右派，使語言暴力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文化大革命時更是到處「油炸」「火燒」「踏上一萬隻腳」，惡化到登峰造極。

這種反常的文化現象表明它其實有一定的倫理依據，就是通過罵人或粗鄙語顯示自己的革命化和勞動人民化。正如吳進對筆者談到的，既然粗鄙語是現實的一個側面，而且又在底層身上體現得比較突出，對它的反映就不僅僅是「現實主義」的責任，更是以底層代表自詡的「現代文學」的責任，敘述者必須出於對善的追求而克服對醜的厭惡。簡而言之，對粗鄙語的文學反映以及闡釋和解讀不單純是藝術鑒賞問題，而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成為知識分子如何「改造」自己並重新認識「勞動人民」的問題。但中國革命的深刻之處就在於使知識分子在對粗鄙的容忍中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唯美趣味和貴族態度。對粗鄙的容忍並不意味著認同，即使改造過了的知識分子也不會坦然變得滿嘴粗話，但他們已經不再有知識分子的潔癖，不再愛惜自己的雅形象，不再將書面語視作雅文化獨佔的禁地。中國革命使得知識分子在一個空前的廣度和深度上深入了社會底層。

「深入了社會底層」在過去百年裡是中國社會對知識份子進行倫理判斷的一個重要指標，於是，一旦貼上正義的標籤，任何再粗鄙的乃至最下流的語言，都可以為自己找到名正言順的名義。儘管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進行了語言規範化的整頓工作，粗鄙語在文學中大大減少了。但粗鄙語在生活中並沒有被真正放逐，因為這時的創作主體很多本身就是工農出身，即使是知識分子作家也長時間「深入生活」，已經大大地工農化了，所以粗鄙語對他們來說僅僅是意識形態禁忌，並非是趣味上的衝突。正是這種複雜性導致了在條件具備情況下粗鄙語復興的可能。「文革」中的紅衛兵（圖二）粗鄙文體的火爆發就是這種歷史的產物。紅衛兵文體的確有一種「民間」和底層的意味，一種掙脫束縛後的話語狂歡意味。紅衛兵的語言是相當暴烈的：「炮轟」，「火燒」，「砸爛狗頭」，「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等，在激進狂暴的年代裏表現出衝破規矩後的痛快淋漓。紅衛兵文體的激情特點實際上是從「十七年」文學的頌歌傳統繼承而來的，但這種激情更有特點的伴隨物是暴力和不避粗俗。這種暴力和粗鄙的極端性給人留下了極深印象，甚至成為那個時代語言和文體的代表，好像紅衛兵文體就是「文革」文體。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本來已經被官方的「正語」清肅了的民間文體又重新冒了頭，它們在語言上更加情緒化，粗鄙語就是這樣以革命名義從權力夾縫中獲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一九七六年，中國的文革結束，但粗鄙語仍然有它們的生存空間。大概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國一下子從封閉鎖國狀態中釋放，文學作品和電影電視藝術幾乎不設限，於是各種粗鄙語進入千家萬戶。一些反映抗日戰爭的戶品，一些反映驅邪扶正的武俠作品，面對壞人和敵人，出口大罵便顯示正義，粗鄙語當然堂而皇之大且有一席之地。及至新媒體出現，社交媒體又促成傳播方法的革命性釋放，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掌握話語權。現在，豈止是百年之久粗鄙行話，更是創新了不少名詞，打開網路（圖三），辭彙用語幾乎日日新，有很大一部分是朝著低級、污穢的方向發展，髒話、下流的話，在網路世界俯拾皆是。「屌絲、撕逼、逗逼、最苦逼、尼瑪、臥槽、草泥馬……」等等污穢不堪的辭彙隨處可見。有些從表面上看不是粗鄙語言，但一些標新立異或憑藉新奇流紅於網絡的語言，能够受到大眾化的歡迎並收獲點擊率，應該說是對文字的一種消解。在當今社會化媒體語境下，新媒體憑藉獨特的優勢，形成不同於傳統媒體的話語力量，創造出了一些所謂的新語體，例如所謂的「人艱不拆」、「不明覺厲」、「十動然拒」、「喜大普奔」等語體。這種語言的變異，不存在文字演進過程中應有的改革或改良，而是充滿了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有資料顯示，網路流行語的「走紅期」平均僅為一個半月多，網路熱詞是缺乏生命力的，但是，有一些仍然是長期佔有網絡市場，如「杯具」「美眉」「木有」等，包括一些稱謂，「偶」、「泥」、「親」等，不斷玩弄已經成形並仍具有長期表達逹功能的文字，這不能說是一種創造，只能是一種消解。人們本以為網絡媒體是一個虛擬空間，但現在這個虛擬空間正在進入我們的現實世界，小說、報刊、電視、文藝節目，一些娛樂節目中不僅大量使用粗鄙的網路辭彙，而且還有所發展和放大，與網路虛擬世界形成呼應之勢。網路內外已經混為一體，語言的粗鄙化，必然導致行為的粗鄙化，導致文化的退化，中國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件，不能不說同這一現象無關。

一百年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如果要從實質上分析，會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現象是，就是用民間文化（包括粗俗文化）取代乃至替代精英文化，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本身就有的區別。中國自明清之後就逐漸消解了一個國家核心文化的代表貴族文化，然後又通過革命逐步消減或羞辱精英文化，粗鄙語才可以大行其道。網絡基本是一個民間社會，是粗鄙文化的集散地，卻同精緻文化、精英文明稱兄道弟。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悲劇。語言有時力量會很大，可以逼使文化走向暴力和垃圾，一百年來粗鄙語如何逼使精英文化退場的教訓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教訓。（編撰：向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