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連接的文明斷層──廢除科舉制度百年思考

一百年多年前，屢經挨打的中國，急於從文化上尋找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結果把全部憤怒集中到科舉考試上。此前沉長歷史進程中，中國許多改革都推行艱難，但奇怪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竟然可以突然在一個夜裡宣告結束。

事情發生在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清廷則詔准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並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責成各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鄉城各處遍設蒙小學堂。

現在，每年春夏之交的高校招生考試，蔚為奇觀，但許多年輕人並不知道科舉是何物，或者只知道是「八股文」的代名詞──而這又是往往嘲笑死板文章的貶義詞。他們不知道，科舉制度曾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公平的文官選拔制度。

一般來說，科舉制度是隋以後各封建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於分科取士而得名。漢代已有考試取士之法，但都是臨時措施，並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廢除為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西元587年）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煬帝時始置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複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唐宋進士科主要考試詩賦。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兩朝的經義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須依朱熹《四書集注》等書。

大概在2004年，廈門大學周寧教授來溫哥華參加學術會議，期間同筆者談到彼時正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百年之節」，包括即將到來的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年。他談到科舉制度的廢除，是一個文明的終結，但沒有進行相應的連接，結果出現了文明的斷層。他說，從某種意義上看，科舉是帝制中國社會結構的中樞。就社會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個社會的科舉，為皇權統治下的官僚體系提供人才，保證官僚體系運轉，鞏固了封建皇權。

我們從傳統戲曲中許多劇目，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故事，經常有窮鄉僻壤的鄉民，身無分文，只要讀書進取，便能進入上層社會，「叫化子變成皇帝招的駙馬」都是此類戲劇的皆大歡喜的結局。用周寧的話說，科舉是一個制度化的流動晉升的渠道，社會基層的優秀分子，由此可以進入社會精英統治階層，參與管理國家。社會晉升機制，是社會結構的核心。科舉構成帝制中國的內在結構性動力，它溝通了官民階層，數世白身者，一登龍虎榜，就可能出將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經書，無緣科場，則可能淪為平民。所謂「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一方面青雲有路，一方面富貴無常，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古代社會內部的人才流動，也盡可能地在制度上實現了機會平等。

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主體，它包含著思想與制度兩個層面的意義。思想層面上儒家經學化，從一種普通的學說變成聖典；制度層面上，儒家知識作為科舉考試內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證了儒家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科舉制使儒家徹底制度化，制度保證真理的權力化，思想保證制度的真理化。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傳統中國文明的核心。它將政治與文化、社會結構與儒家意識形態統一協調起來，使帝制國家、士紳社會與儒家文化，圍繞科場中心流動，創造了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科舉文明。

當然，科舉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弊端，這並不奇怪，一百年前的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把科舉被認為是落後挨打、人才蕭條、科技落後的主因，有一定的理由，科舉制度到後期確實出現了選題過窄、禁錮思想、選拔不公平、鼓勵官本位等弊端。尤其是明清兩代科舉承宋元定制，且逐漸僵化腐化。八股文定於明初，備於成化，如果說最初仍有積極意義，日久則禁錮人心、窒息社會、愚民誤國了。到了清末，內憂外患，更發現科舉之弊。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新政立憲，千年古制似乎已經到了不得不廢的地步。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應考十九年、剛被賜進士出身的康有為，痛斥科舉使國人閉塞愚盲，「過去閉關自守，愚自國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開，萬國交通，競逐富強，生死存亡之時，再以科舉閉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國滅種，則指日可待。……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國事危急，「立國育才，所關至大」，康有為提出變通科舉、興辦新學、除廢科舉的主張。此時西學出身的嚴復，也認識到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明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顯然，科舉積陋已久，變科舉、倡新學、開民智、求人才，在當時已有共識。

但有些歷史中斷了，例如作為某種文明的科考制度，而有些歷史卻繼續在衍生。

我們可以從廢除科舉制度之前和之後所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有意思的歷史線索。之前，有兩次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庚子事變和賠款等；之後，有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革命，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建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直至文革對傳統文化進行的最後一次討伐。科考制度毀於的背後的文化激進主義，始終在中國沒有退去。

廢除科舉制度後，爆發了辛亥革命，接著救亡圖存成了中國文化激進主義的主要目標，也因此獲得了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因而變得越來越激進。衰弱的國力和與列強爭勝之心，使人們再次把矛頭指向傳統文化。人們認定，只有徹底打破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徹底學習西方，中華才可以自強。舊文化、舊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對象。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科舉製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變得臭不可聞，它與鴉片、小腳、辮子一起被作為垃圾徹底扔掉。儘管這時還有一些學者，堅守著不新不舊之學問，甚或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偶爾為傳統文化唱唱讚歌，但沒有任何人提到科舉制，更不要說八股文了。在以後長達百年間，它們已從中國文化體系中被徹底抹去。

這是一種文明的斷層，但是，中國人自己並沒有好生對待，反而，它被世界各國視為一種文明的成果，給予極高的評價。目前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尤其是英國的文官制度，就是以中國的科舉制度為模式而建立起來的。一些外國人直接評之科舉制度是中國「第五大發明」。

早在明朝末年，當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時，曾經對中國的制度發出由衷的讚歎。他在給歐洲人信件中，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1621年在英國出版的伯頓的《憂鬱症的解剖》，在講述中國的科舉制度時，說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詳細地記錄了科舉的全過程，並且評論道：「從學生頭次赴考，直到最後考取博士，是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因為學位和職位帶來的名利，都取決於這些考試。」西人幾乎無例外地認為科舉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選才方式。

晚清來華的美國人丁韙良甚至將其與民主聯繫起來：「有什麼能比像這樣以提供『全體公平機會的鼓勵」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國這種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國中處於無與倫比的地位。」1868年10月，他在一篇演講中讚揚了中國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發明後，說：「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測試候選者能力的辦法，來選拔最優秀的人任政府公職，那必將對我們的文官政府產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於那些技術方面的發明。」這種平等的「中國精神」成為西方一系列啟蒙思想家，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的理論武器，在法國以及後來的英國形成一股傾心中國文明的潮流。通過他們，中國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歷史進程。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已經開始正視科舉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並且把它作為重新審視中華傳統文化成為必然。同時，一個更大的原因是人們愈來愈多地檢視到廢除科舉制度後所形成的文化斷層，假如說它是第五大發明，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文明出現的斷層並沒有連接上。

周寧在研究中發現，清末科舉一廢，天下更是大亂。社會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動，可以維持社會穩定發展，一個社會一旦出現流動阻塞現象，就可能積蓄起社會怨恨，最終釀成動亂甚至顛覆整個政權與秩序。真正摧毀清朝天下的，不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還有許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他認為就是廢停科舉。科舉即廢，朝廷失去了官僚體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間制度化的流通與平衡機制被破壞了，有志之士仕進無門，窮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為革命準備了社會心理基礎，彷徨、怨憤、絕望，社會失序，人心離散，有登高一呼者，難免應者雲集。人們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如此輕易，實際上廢停科舉已經抽去了清帝國大廈的拱頂石，革命只需輕輕一觸，整個大廈便瞬間坍塌。

科舉一廢，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舊科已廢，新學初興，讀書未必出仕，道統與政統分離了。新政時期與民國初年的「政治參與膨脹」中的活躍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職業軍人與商人也占很大比重。官不如紳，文不如武，士不如商。中國文化通過廢止科舉自廢了傳統文化的武功。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

其實，現在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所呈現出的種種弊端，都可以從以科舉制為學統或道統的文化的退隱找到原因。我們都知道，科舉制無法避免在考試中作弊，但是，科舉制卻嚴格規定了對作弊的處罰，其之嚴是極為驚人的，直到清末，在政治最腐敗的時候，好幾個大學士就因為科場作弊案而殺頭的。在今天中國大學招生中，考場作弊不僅無法消除，而且到了明目張膽，花樣百出，甚至成為社會上一個看不見的特殊產業，在全世界都成為一種奇聞。曾經以科舉制度聞名天下如今淪喪到這種地步，不能不說是一種文明的斷層。這個斷層在一百多年間沒有得到連接，所以讓我們嘗到了惡果。

從我們一種大的歷史觀看，科舉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文化制度，而中國文明的特徵之一，就是文化與政治一體化。廢止科舉廢止了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廢止了一種文化傳統。廢止科舉後的新文化運動為現代化中國準備了文化資源，同時也造成了所謂的「文化斷裂」，以致於廢除科舉百年之後，人們越發感受到文化斷裂的危機。今天，儒學復興的口號已經提出，但提出恢復科舉制已經時過鏡遷。百年前曾經有過的機會已經不會再給我們了。對於科舉制的正面評價，是為了讓我們還歷史真面目，避免歷史虛無主義，但我們仍然要有很長一段時間重整中國文化，彌合文化斷裂。這裡毫無疑問可以從歷史中吸取養料。例如，傳統科舉制度在官員選拔方面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嚴厲的技術層面設計，保證公平性，雖流於僵化，但作為一種規則，還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鑑的。在科舉制退出歷史舞台百年之後，客觀地重新評價這一制度並在技術意義上借鑒科舉制是完全必要的。歷史的斷痕，文明的斷層，不能靠倒退去縫合，而只能在改革和更新中用新的文明精神去轉承和繼承。這就是中國廢除科舉制度百年後的一種思考。（編撰：向路知也）